方孝孺（1357—1402），明朝学者、文学家和思想家，历任汉中府学教授、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职。《明史·方孝孺列传》赞之为：“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其文章“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之间”。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选录标准严苛，共收入东周至明代文章222篇，明朝入选18篇，方孝孺独占两篇，一篇《深虑论》，一篇《豫让论》。方孝孺有“明之学祖”和“天下读书种子”之誉。他仿效前人刚（单）日读经，柔（双）日读史的方法，苦学不倦，修身内省，坚持日读书不盈（超过）寸不休息。他的苦乐观也正是在这不断的苦学与内修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从他的文章言行中可以窥见他对待苦与乐的态度。
物有可好 汝勿好之
方孝孺认为，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他在《幼仪杂箴·好》中劝人：“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则效之。贱物而贵德，孰谓道远，将允蹈之。”物有可喜好的，你不要喜好，若好之则物欲更甚。但仅仅做到“汝勿好之”，还不足以使人为贤，还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贵德”“效德”。只要恪守、遵循“贱物而贵德”，那么离道成之日就不远了。他的这种要节制物质欲望的苦乐态度，受到方家清贫自守庭训的很大影响。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做过宁海县学训导，还在山东济宁做过4年时间知府。明代官俸之薄，为历代王朝所罕见。清代史学家赵翼撰《廿二史札记》，特立“明官俸最薄”一节，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方克勤做县学训导，属教职，无品级，薪俸更薄，不足以养家。任正四品济宁知府时，月俸也不过米24石。而方家有近20口人需要养活。所以方孝孺虽生于书香官宦之家，生活却是清贫的。方克勤又是明初出了名的清官。一袭布袍从任宁海县学训导前穿到任济宁知府，前后十余年，未置办一件新衣。任济宁知府期间，清廉自律。每天午餐偶有一盘荤菜，公务不繁忙时，仅用素菜二碟。到州、县检查工作，自带茶叶，忘带则清水一杯，绝不喝下属的茶叶。逢到吃饭，都是带了衙役到外面小店用餐，自己付款。从不准下级用公款招待他。一生清贫自守的习惯始终不移。方孝孺侍父在侧，耳濡目染，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方孝孺的苦乐观和一生品质的形成是一种不可估量的无形力量。
“汝勿好之”的本意是节欲，反映了方孝孺对“乐”的态度。后来他写史论文章，更是融进了他对这方面的正确认识。他在《逊志斋集·杂铭·冠》中指出：“居上不易，众所瞻视，倾侧必坠。”处在高位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对你看得清楚，稍有歪斜就会坠落。他在《逊志斋集·杂铭·门》中进一步指出：“非礼之事勿行，非义之货勿入。”贪欲是祸，“入”则“必坠”。“礼义所出是为清门，悖傲所出是为祸门，货财所出是为幸门，仁贤所出是为德门”，这与他的《幼仪杂箴·好》异曲同工。方孝孺一生都主张不合礼的事不能做，不合义的物品不能收。
燕安溺人 甚于洪波
安逸舒适的环境与生活给人造成的祸害，比洪水还厉害。方孝孺在《逊志斋集·杂铭·席》中指出：“燕安溺人，甚于洪波。身溺可济，心溺奈何！”人的身体被水淹没了，还可以救他；人的意志消磨了，沉溺在享乐中，就没有办法了。相反，不沉迷安逸舒适的环境，并在面临贫贱困境时，以内心的道义之乐战胜恶劣环境，追求比物质享受更高的精神快乐，才能既安于富贵，又安于贫贱。方孝孺就是这么做的。
洪武九年（1376）的“空印案”，方孝孺之父方克勤再次遭劣吏程贡诬陷，瘐死服役之所江浦（今南京浦口区）。父亲死后，方家更是入不敷出，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有时还发生揭不开锅的事。有一年，方孝孺疾病缠身，卧床数月，家中恰又断炊，家人告以实情，他笑着说：“古人有三旬九食、甑无储粟者，贫岂独我哉！”（古人三十天仅进食九次，贫穷困扰何止我家啊！）为了宽慰家人，他还作了《寄贫》一诗让家人传阅。诗中写道：“朝餐浆一盂，莫食蔬一盘。胸中六经粲星斗，笔底万卷驰波澜。人笑先生穷不耻，先生叹人愚可鄙……纵令先生穷至老，犹与日月争光明。”
贫不改志,在给友人的诗中，方孝孺写道：“壮士千载心，岂忧食与衣。”家中生活虽然很困难，可方孝孺并不以为忧，“汲清泉，瀹麦饩”，与家人用清水煮谷物度日也不觉苦。“纵令穷至老”而不改初衷。他在《闲居感怀》一诗中说到饿肚子时的感受是“愦愦温饱中”。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勉强有稀饭喝，实在太稀，难见米粒，喝饱了可过了一会儿就又饿得头昏。后来方孝孺任汉中府学教授，俸薄仍难以养家，便与妻子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还养了鸡与一头猪糊口，真正做到了安贫乐道。
以己之温 思人之寒
方氏家族虽偶有断炊之虞，但比起那些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无隔夜之粮的普通劳苦大众还是要好很多。正是在此背景下，方孝孺由个人的安逸舒适联想到他人的悲苦动荡，表现出一种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情感与思虑。
司马光曾写过一篇《布衾铭》，说的是他闲居洛阳时，好友范镇（负责撰写《资治通鉴》唐朝部分的著名史学家范祖禹之父）从许昌来看他，赠给他一床布料被子，这床被子，司马光用了整整后半生，直到去世前还在用着。他的家人为了从其终生之志，在他入殓时，把这床被子盖在他身上。方孝孺因敬佩司马光的品行，遂仿《布衾铭》写下了《逊志斋集·杂铭·衾》。文章反映出他的这种情操：“己之温，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艰。”自己温暖了应想到别人在受冻；自己安宁了应想到别人的艰难。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由自己的苦难处境而想到他人，方孝孺则是由自己拥有被褥不畏寒冷而想到无衾之人的寒冷，并生发开来，进一步由“己之安”想到“人之艰”。
方孝孺的这种对待苦乐的态度使他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寄予了莫大的同情。他一生创作了400多首诗歌，其中有一些诗歌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和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计疾苦，例如《蕨箕行》《海米行》。这两首诗是方孝孺在同一个时间写的。前一首写的是自己家乡浙江宁海西部丘陵地区农民的苦难，后一首描绘的是宁海东部沿海居民的困苦。“并海饥民”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是“并海”一地的饥民，而是千百万农户的共同遭遇。在诗中，方孝孺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寄托了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阶层的无限同情，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方孝孺的人生价值取向。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是其苦乐观的一个折射。
方孝孺后来成为帝师，做了建文帝的文学博士，参与中枢机要，助建文帝推行新政，一生坚持着这样的人生追求与苦乐态度。
（作者系江苏省工运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