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从1929年开始酝酿，但由于革命形势严峻，七大筹备工作难以提到议事日程。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七大召开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提出，“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当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
1938年中共中央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始进行七大代表的选举工作。选出的七大代表分三批奔赴延安。七大代表是中共七大会议召开不可或缺的要素，无论是选举符合条件的七大代表，还是七大代表的艰苦赴延和履职尽责，都是确保大会顺利召开的重要环节。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距1928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历时十七年,它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在这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伟大发展，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多种方法产生会议代表
选举出席七大会议的代表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对七大代表筹备这一环节十分重视。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七大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选举代表的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要求各地“物色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了关于七大代表的问题，规定了代表的数目、不同成份、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的比例。4月，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大会规定出席代表人数500人。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全会闭幕之后，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须尽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选举代表”。
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二号通知，对代表资格的要求和各地区代表名额的分配作了明确规定：政治上绝对可靠、一年以上的正式党员、真正能代表该地组织、反映该地工作的各级干部，代表年龄一般为二十岁以上；尽可能求得工人百分之二十，妇女、青年百分之十，工人成份尽可能求得其中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工人参加，但不得滥竽充数。7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三号通知，要求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一百五十人），遇正式代表因工作不能出席时，候补代表可按次递补为正式代表。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代表要求，各地各单位在1939年、1943年和1945年初，集中推举七大代表。具体方式大体分三类:一是召开地方党和军队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代表；二是由党的执委会扩大会议选举产生，因战争和激烈斗争环境而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条件的地区,一般由组织部提名,党委决定候选名单,召开干部扩大会议选举；三是上级指定，因战争环境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的地区，就由上级直接指派。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队，基本上都采取了民主的方法选举产生代表。七大代表的选举完全是民主的，选举人、被选举人互相都认识。
到1939年，北方局20.2万名党员，选74名代表；华中局4.67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陕甘宁5.6万余名党员，选100名代表；八路军约9万名党员，选95名代表；新四军约1万名党员，选50名代表。
历经“小长征”艰苦赴延
七大代表选出后，接下来就是奔赴延安参加七大。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全国各地选出的七大代表要集中到延安开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七大代表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到达延安，展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由于距离不同，各地代表出发时间也不同。1939年9月6日，浙江省的代表离开温州平阳县的冠尖、马头岗，历时15个月，途经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7个省，徒步行程1万余里，才得以抵达延安。在到达山东时，七大代表刘先得了伤寒病，发高烧，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团部特地向当地老百姓雇来毛驴让刘先骑。到达鲁中时，遇到在这里检查工作的徐向前，他一听代表团里有人患病，立刻派医务人员前来看望，拿出当时珍贵的“盘尼西林”针剂，一连打了几针后，刘先的高烧逐渐减退。为了路途安全，有的代表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一路艰难跋涉；有的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一程复一程接力护送。
1939年11月，从香港、梅州、韶关出发的广东及闽粤赣边区等地代表，先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到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同来自上海、浙江等地的华中代表及大后方其他代表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940年12月26日下午抵达延安。在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经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10个省，行程上万里。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并风趣地扳着指头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时处战争年代，也有选出的七大代表还没有参加大会就牺牲了。如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当选为七大代表，并且已经在前往延安的路上。因为工作需要，他又回到浙江。1942年2月，刘英因叛徒出卖在温州被捕，后英勇牺牲。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南方工委书记的张文彬，也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折磨，1944年在监狱中牺牲。
发扬民主尽职履责
七大的成功召开与七大代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履职尽责密不可分。各地代表到达延安后，分别被安排住进党校一部、二部，以及中央领导机关办公的窑洞里。大窑洞住五六人，小窑洞住三四人。没有床，就睡在木板上；没有木板的，就睡在草垫上。在每个大小窑洞里，都有一张小小的桌子。说是桌子，实际是把四根木棍钉进地里，上面支一块木板，供大家写字、办公使用。
1945年4月23日午时前后，755名代表从四面八方向杨家岭的大礼堂汇聚，代表着党领导的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近1亿人民。下午3点，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幕，代表们高唱《国际歌》。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中共七大文件的制定与讨论,是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七大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七大议程中作5个报告。其中，政治报告是主报告,是最重要的,由毛泽东作。毛泽东确定政治报告以“联合政府”为主题。七大召开的第二天下午，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这篇报告是3月份送给七大代表们征求意见的。有的代表提出，报告里有两处表述不一致：第一处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第二处中的“富强”变成了“强盛”，应该统一起来，将“强盛”改为“富强”。毛泽东听了后说：“提得好，马上改过来。”《论联合政府》经过上下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多次后才定稿。这种民主的工作方法，给七大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亲历大会的七大代表戴镜元说，大会对3个主要报告都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尤其对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先后讨论修改达9次之多。每次讨论,都有补充修改的地方,大会总是集思广益,积极采纳大家的意见,有时尽管只是一句话、几个字的修改意见,大会也都印发给大家再深入讨论。充分发扬民主的结果,达到了高度的集中,形成了全党统一的意志。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七大代表的又一项重要议事内容。党的七大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七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就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结果。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成功,也是七大成功召开的重要成果。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他开门见山地说，七大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选举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在这个总原则下，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还可以选。毛泽东还说，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是有缺点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至于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通晓各方面知识，毛泽东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
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