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6月18日牺牲前，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狱中写下了多篇回忆文章，其中三次提到党的另一位著名领导人张太雷，深情怀念他们两人交往的经过，高度评价张太雷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他们二人既是常州同乡，又曾是常州府中学堂（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的同班同学。五四运动期间，他们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到学生爱国运动中。1920年10月，张太雷秘密加入新成立不久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张太雷的影响下，瞿秋白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开始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理。
1920年秋，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临行前他专程赶往天津去见好友张太雷，以探寻中国光明之路为己任的两位有志青年，彻夜长谈。此后，张太雷又到车站为瞿秋白送行，依依话别。1921年初，受中共早期组织派遣，张太雷前往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同年6月，他又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会议期间，他见到了以记者身份列席会议的瞿秋白。两位年轻人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身在异国的他们产生了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还和与会代表一起受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后，他们两人抱着“为人类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坚定信念，开始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起并肩战斗。
中共一大召开后不久，张太雷即奉召回国工作。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很快进入刚开办的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和教员。张太雷与瞿秋白先后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张太雷指出：“用什么药方可以治愈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主要病症呢？中国共产党根据公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即保护民族工业及获得民族资本），作出了以下回答：要振兴国家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1921年8月自苏俄回国后，张太雷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助手和翻译，协助后者和陈独秀开展工作。其后，他又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多次前往广州与孙中山面谈。1922年7月，他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这次会议通过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加入共产国际的决定。
1923年1月，瞿秋白自苏俄回国。5月，他和张太雷一同自北京前往广州，参与起草中共三大党纲和青年运动决议案。6月，中共三大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指示，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瞿秋白和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密切协作，为会议决议的最终通过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瞿秋白受命担任国民党最高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参与了一系列国民党改组活动。
1924年2月初，瞿秋白返沪，在国共合作举办的上海大学工作。192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张太雷首次被选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瞿秋白是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成员，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张太雷是候补中央委员，不久被团的三大选为团中央书记。会议结束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党的机关工作。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委派张太雷到广州接替瞿秋白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同时参与领导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不久，张太雷投入到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斗争中。1926年11月，鲍罗廷、张太雷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1927年3月，瞿秋白抵达武汉，这时张太雷已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也在武汉工作，两人又一起并肩战斗。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瞿秋白向会议提交了题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点名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张太雷的坚定支持。
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委委员。1927年6月，他又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太雷在五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中共湖北区委改为湖北省委，张太雷仍任书记。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张太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委员。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随即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的活动被迫完全转入地下。7月17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张太雷等在庐山仙岩旅馆召开紧急会议，策划南昌起义事宜。7月2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举行南昌暴动。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中的党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被选为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张太雷主动请求去广东接应南昌起义南下部队。临时中央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临时南方局书记。8月19日，张太雷抵达香港。
9月下旬，临时中央由汉口迁回上海。瞿秋白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部署各地武装起义，使濒于溃散的党重新凝聚起来，继续战斗。经过艰难跋涉，张太雷在潮汕见到了周恩来和他率领的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张太雷原本已拟订了一个广州起义计划，这时又与周恩来、苏兆征一起将之修订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11月17日，这个决议案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常委会批准通过。12月11日凌晨2时半，起义终于打响，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张太雷任代主席。但在敌人优势力量反扑下，起义最终失败。
在上海坚持工作的瞿秋白一直密切关注广州局势的发展。12月18日，得知张太雷牺牲、5700多名革命群众遇难、起义失败的消息后，他悲痛不已，连夜写了《广州工农兵暴动的信号！》，怒斥反动派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1928年1月，他又怀着沉痛的心情挥泪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追叙了张太雷英勇壮烈的一生。
瞿秋白和张太雷既是志同道合的同乡、同学，又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战友。虽然从相识相知到为革命而相继牺牲，只有短短的十几年岁月，但他们却共同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风雷激荡的一段时间。从五四运动开始，他们就一直在马列主义信仰的指引下，不懈地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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