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1884—1971），“延安五老”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他以其深厚的政治智慧、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纯粹的为民情怀，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司法制度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是延安时期群众给谢觉哉祝寿时赠送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务实亲民 筑牢执政之基
在早期的政权与司法建设中，谢觉哉以深入实际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树立了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典范。
1936年6月，中央机关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谢觉哉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面对陕北根据地各级政权组织因“左”倾错误影响而存在的涣散状态，中央决定开展县、乡两级民主选举，并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谢觉哉。他选择在保安县进行试点，与县工农政府主席刘景范等人深入麻子沟乡，向农民群众耐心宣讲民主选举的意义和党的政策。当时，边区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多数人不识字，传统的写票投票方式无法推行。谢觉哉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创造出著名的“投豆子”选举法：在每一位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碗，监票人逐一介绍候选人情况，选民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将豆子投入自己认可的候选人碗中，以豆子数量计票，极大地激发了边区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麻子沟乡选举试点的成功，为整个陕北根据地的民主选举提供了宝贵经验，使“豆选”这一形式在广大根据地推广开来，成为我党早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谢觉哉经常教育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大小案件，必须实事求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某省裁判部送来“王观娃死刑案”案卷，谢觉哉反复看后，提出了一系列可疑之处：“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了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今年抢人抢了些什么？在何处抢的？抢的情形怎么样？怎样动员人当土匪的？都是哪些人？”他指出：“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说清楚，案卷报告上看不出来，这样马马虎虎，怎好来判他的死刑？”于是他拿起毛笔，写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某省裁判部看到谢觉哉的批复后，重新调查处理，结果以“无罪释放”结案。在担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谢觉哉虽年老体弱，每年仍平均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查。每到一处，不管多么劳累，都要找人谈话，抽调案卷亲自审阅。在最高人民法院任职四年期间，他共调研了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1个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他还停止各地法院用电报报案的错误做法，并且常常亲自参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和调查研究，从而使得一些冤假错案及时得到了平反和纠正。
赤诚尽责 汇聚人心之力
谢觉哉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临危受命，始终将人民的安危冷暖置于最高位置。他的工作作风，贯穿着责任与真诚，对党外人士，他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对朋友与同志，他以诚相待、平等关怀。这成为他赢得群众信赖、团结各方力量的人格基础。
1949年11月，内务部正式成立，谢觉哉作为新中国首任内务部长，上任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9年到1950年的大水灾，灾情遍及16个省区，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战胜灾荒，稳定人心。谢觉哉忧急如焚，全力做好救灾的具体领导工作，每一份救灾指示的起草，每一笔救灾粮款的核拨，他都亲自过问，过细指导，并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和要求。1951年，他在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负责同志的信中说，广东、湖北、广西、河南等省均发生春荒，湖南、江西两省春荒亦已露头。他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灾荒，并指出：筹救济粮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应是发展农业及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他还多次直接写信给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要求领导方面应充分认识到，“救灾关系成百万人民的生死问题，我们必须彻底负责”，“首长要亲自领导此事，以免有发生偏差或疏忽之处”。他经常深入灾区，视察灾情，访贫问苦，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他要求内务部的同志“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而他自己就是这一口号的身体力行者。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期间，谢觉哉作为秘书长、副参议长，与党外人士李鼎铭副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情谊。他坚决贯彻党的“三三制”原则，对李鼎铭政治上充分尊重，工作上真诚协作，生活上热情关怀。在撤离延安的紧张行军途中，他时刻惦记着李鼎铭的安全与健康，尽其所能予以照顾。这种肝胆相照的态度，使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深切感受到共产党的诚意，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谢觉哉对周围的同志，无论是干部或战士，都态度亲切，平易和蔼，批评人时很讲究方法，以理服人，使接受意见的人心悦诚服。他虽然工作比大家忙，休息比大家少，却从来没有提过半点特殊的要求。同志们见他年纪大了，工作又累，担心他的健康，有时吃饭时，想给他一点照顾，帮他添一个菜，都被他严词拒绝。他在穿着上也极其简单，夏天一身粗布长衫，冬天一身棉袍。当时边区物资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大家从首长的以身垂范中深切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平等与温暖。
清正传家 恪守“焦官”之本
谢觉哉同志艰苦朴素、清廉自守，非常重视对家庭及家族成员的教育，读其家书，大多是对子女、亲友的谆谆教诲。他曾留给子女这样的一句话，“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建国初期，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消息传到湖南宁乡老家后，在家乡务农的子女、亲属也想凭着谢觉哉的地位，到北京找个工作。谢觉哉劝他们不要来，他给家乡的两个儿子谢子谷、谢廉伯写了一封信：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并强调，“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信中的“焦官”，在湖南方言中意思为不挣钱的官。信中提到的“周老官”，是谢家同村的一位长工，以勤恳老实闻名，一天到晚不停地做事。谢觉哉以“周老官”作比，意思就是说自己当的是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
1953年10月，谢觉哉在写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批评找关系、走后门的作风，要求子女多从事劳动生产，而不要想着依靠长辈的权势找个闲差度日。谢觉哉指出，那种靠关系、搞特殊的观念是封建社会的错误观念，自己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他希望子女们明白，党员干部的子女完全是与他人无异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绝不能借着干部职权和地位搞特殊。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女们自食其力，低调谦虚，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