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们主动作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部署，为我国以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连云港港口 摄影 王健民
科学认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的巨大成就
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成效突出。我国积极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产权保护、劳动保护、电子商务等“边境后”领域积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方面，已加快推广应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证据披露制度、证据妨碍制度等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如正在修订的商标法对标国际，对恶意抢注、商标囤积设立严格的威慑性罚款条款。《二〇二四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得分达到82.36分。在电子商务方面，2025年9月出台的《支持北京市率先试行世贸组织〈电子商务协定〉工作方案》，标志着中国成为首个试行该协定的世贸组织成员，将在电子交易框架、电子认证和签名、无纸贸易、电子传输免征关税长效机制、便利电子支付等规则上形成一批能够对接乃至引领国际高标准的制度创新成果，为数字贸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我国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9%大幅下降至2024年的7.3%左右，在发展中国家中属于关税水平最低的一档，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明显缩小。2024年12月1日，我国对原产于同中国建交的43个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适用税率为零的特惠税率，进一步彰显了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的决心。优化通关作业流程，推进智慧口岸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2023年进口、出口通关时间相较2018年分别压减67%和92%。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2017年以来，我国多次修订《外商投资特别准入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下简称“负面清单”），目前全国版和自贸区版的条目数分别压减至29条和27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确保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领域和内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变革作出巨大贡献。在多边贸易体制方面，我国坚决支持WTO发挥全球贸易“稳定器”作用，全面深入参与WTO改革，积极发起并推动《投资便利化协定》等生效，有效推动了全球化深入发展。2025年9月，在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宣告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以实际行动展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大国担当。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我国自贸区网络进一步扩大，签署的自贸协定增至23个，自贸伙伴达30个，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增至约43%。特别是RCEP生效实施以来，与伙伴国货物贸易额占比保持在30%以上，伙伴国对华年平均投资近200亿美元。
对外开放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显著增强。在创设新型国际合作机制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国际感召力、影响力、凝聚力不断增强，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打造更加公正、高效、适配多元需求的全球治理规则作出了中国贡献。在创新经贸合作模式方面，我国与30多个非洲国家签署不同于传统自贸协定形式的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与海合会、东盟签署联合声明，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深化可再生能源等绿色合作等新兴领域形成新的开放合作模式。在创造性设计开放体制机制方面，通过建设自贸试验区、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等方式，推动各地区结合实际开展系统性体制机制创新，其中很多成果已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下属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海关一线径予放行”、四川自贸试验区的“多式联运一单制”、深圳的“本外币合一跨境资金池业务试点”。
深入理解新形势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意义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参与国际高水平合作与竞争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既可以对内形成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为我国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又可以对外积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南方国家一道，在推动全球化向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达成更多高水平共识，为我国对外开放创造更大的外部空间，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多主动。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顺应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趋势，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当前，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正在进行革命性突破，不断催生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推动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新业态的竞相迸发。我国要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更多主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既必须深化科技创新、教育、人才等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国际创新合作和全球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为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创造有利条件；也要积极构建并完善有利于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对外开放合作的体制机制，推动我国高水平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与竞争，在开放环境下打造全球新兴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高效互促、坚定不移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做强国内大循环，绝不是发展封闭的国内循环，反而更要通过大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各类商品、服务和要素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自由流动，通过高水平参与国际循环推动国内供需结构不断升级，进而有效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从而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又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准确把握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主要任务
以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为重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有效助力我国集聚全球优质要素。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并优化进出口通关程序，以电信、教育、专业服务、医疗、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外资准入，切实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准入不准营”问题，确保负面清单之外的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享受平等待遇。以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为重点，加快构建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建议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快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体系，持续放宽新业态新领域准入；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中小企业获取金融支持、进入大企业供应链的制度创新。
进一步完善共建“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新型国际合作体制机制，提升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从完善合作规划统筹管理机制、“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协调推进机制、产业链供应链务实合作机制、新兴领域国际交流合作机制、投融资多元化保障机制、风险防控内外协同机制、海外利益保障机制、高水平国际传播机制以及廉洁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等九大方面入手，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建设。以全球南方国家为重点，在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中医药等领域，积极构建涵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规则标准互联互通、深化跨境融资合作等领域的“一揽子”新型经贸合作协定。
加快完善教育、科技、人才开放合作体制机制，助力抢占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在科技领域，完善针对全球科技前沿问题的跨境基础研究合作机制，积极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在离岸创新、海外研发中心建设、集聚国际科技组织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高水平制度创新。在教育领域，进一步鼓励境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以及职业院校来华合作办学，对相关合作办学机构在法定代表人国籍、专业课程设置、毕业资格认定程序等方面赋予其更大权限。在人才领域，进一步提升外籍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来华就业创业引进审批和停居留便利水平，并支持更多外籍人才承担新型研发机构、科研类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吸引全球高层次人才牵头负责科技创新项目。
鼓励各地区立足自身实际，创新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进一步巩固沿海地区开放先导地位，依托海南自贸港、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平台，在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开展新兴产业全产业链开放合作等领域探索实施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内陆地区市场潜力巨大、产业基础良好的优势，依托自贸区、经开区、高新区等平台，在吸引全球优质资本流入、依托多式联运发展新型转口贸易等领域创新探索。充分发挥沿边地区内因外联的区位优势，依托自贸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平台，在人员跨边境自由流动、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再加工等领域进行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