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是开国十大元帅中唯一一位终生从事政治工作的革命元勋。他从秋收起义的连队党代表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等历史时期，领导参与了我军政治工作从初创、逐步发展到成熟的全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深度结合，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被誉为“政工元帅”。
实事求是，立足实际创新工作方法
实事求是是罗荣桓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原则，他始终强调“政治工作不能闭门造车、搞‘无米之炊’”，强调必须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土地革命时期，他在毛泽东群众工作理论基础上，结合红军斗争实际，创造性提出“群众工作七步曲”，构建起系统化的群众动员体系，使思想政治工作与革命实践形成良性互动。
面对复杂斗争环境中的错误倾向，罗荣桓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坚决纠偏。1939年湖西地区(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发生“肃托”错案，革命根据地陷入危机。罗荣桓得知后立即赶赴湖西，果断制止乱捕乱杀行为，释放被关押人员并恢复其工作，改组地委并严肃处理责任人，从根本上扭转了险恶局面。此后，他常以湖西事件为鉴，教育干部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反对主观臆断和扩大化倾向。1943年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引发审干扩大化问题，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工作后，拒绝机械照搬“延安经验”，实事求是分析山东干部状况，采取稳妥审查方式，最终临时捕押人员不足10人，且无一人被错杀，得到中央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正规化建设时期，面对“学习苏联建军经验”的号召，罗荣桓始终保持清醒认知，提出“以我为主”的基本原则，强调“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万不可采取教条主义态度”。针对部分人主张实行“单一首长制”、取消党委领导的错误倾向，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苏军政治工作模式“肯定地不要学他，学了就会使我们人民军队变质”。在他的坚持和推动下，我军既吸收苏军先进军事技术和管理经验，又坚守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避免了军队建设方向的偏差。
建章立制，为革命需要立定规矩方圆
罗荣桓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离不开制度保障。他始终注重将实践中成熟的工作方法上升为制度规范，通过建章立制确保思政工作的连续性和权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总政治部重建任务艰巨，他从组建机构、选配干部、完善制度等基础环节抓起，逐步建立起适应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体系。
为明确新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政工作的根本遵循，罗荣桓提议并主持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要求起草人员既要总结我军几十年的政治工作经验，又要适应正规化、现代化的建军需求。1954年4月，该条例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颁布，明确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度、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确立“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鲜明回答了军队建设转型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斗争特点，罗荣桓还推动建立专项工作制度，增强思政工作的针对性。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军“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谋，他提出“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建立起瓦解敌军的系列制度。各地普遍采用“红黑点”登记法，对伪军的善恶行为分别记录，红点可赎罪、黑点必受惩，并定期公布结果；同时开展“唤子索夫”运动，通过对伪军家属进行政策宣传，争取伪军弃暗投明。1943年一年就瓦解伪军7000余名，建立1000多个秘密关系，有效削弱了敌方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部队进城后可能出现的纪律问题，罗荣桓主持制定8条入城纪律守则，明确规定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工商业、名胜古迹等，要求官兵买卖公平、言行一致，并印成布告广泛张贴。这一守则被中央军委转发全军，成为我军城市思政工作和纪律建设的典范。
言传身教，以人格力量凝聚人心
罗荣桓始终强调，政治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只靠口号要求别人，而应“以实际行动去影响别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以高尚的品格和务实的作风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成为思政工作最生动的教材。
面对艰难险阻，罗荣桓始终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诠释革命信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沂蒙山区发动5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妄图消灭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危急关头，罗荣桓沉着冷静，准确研判敌情，利用敌军合围间隙亲自率领部队深夜突围，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既保全了领导机关，又稳定了军心民心。长期的革命斗争让他积劳成疾，但即便抱病在身，他依然坚持工作，多次在病榻上听取思政工作汇报、修改相关文件。他的奉献精神和坚定信念，成为凝聚部队战斗力的无形力量。
在干部教育管理上，罗荣桓坚持“以理服人、循循善诱”，反对简单粗暴的批评方式。他常说“响鼓不用重槌敲”，认为“批评教育干部最好的方法是启发干部作自我批评”。对于原则问题，他立场坚定、毫不退让，但批评时总是摆事实、讲道理，既指出错误本质，又帮助分析原因、指明改进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总政治部机关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他特别强调团结和谐的重要性，关心爱护每一位干部，既严格要求政治思想，又体谅实际困难，使机关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集体。这种严爱相济的管理方式，让干部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感受到组织温暖，极大提升了思政工作的实效。
在军队内部思政工作中，罗荣桓坚持官兵一致原则，针对不同时期的思想问题采取差异化教育方式。解放战争时期，部分伤病员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甚至打骂群众和医护人员。罗荣桓没有简单采取批评处分，而是提出召开“荣誉军人代表大会”，特意吸纳带头闹事的伤病员代表参会。大会邀请老红军讲述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革命历史唤醒初心，同时安排群众敲锣打鼓欢迎、学生献花、精心准备伙食，让伤病员感受到尊重与荣誉。原本准备闹事的代表深受触动，纷纷检讨错误，回去后还主动带动其他伤病员遵守纪律，彻底解决了这一棘手问题。
罗荣桓以毕生实践诠释了思想政治工作铸魂育人、凝力强军的核心价值。他将实事求是作为根本遵循，在复杂斗争中坚守方向、纠偏扶正；以建章立制夯实工作根基，用条例规范与专项制度保障思政工作行稳致远；靠言传身教凝聚军心民心，用严爱相济的智慧与以身作则的担当赢得信服。他的政工智慧与精神遗产，依然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筑牢强军之魂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