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一生极其重视调查研究，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亲自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了解富农问题，10月在兴国调查了解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11月，在准备第一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利用行军间隙，在吉安城周边作了专题调查，写下了《东塘调查》《李家坊调查》等名篇，后合编为《东塘等处调查》。它反映了赣西土地革命的真实情况，涉及土地分配中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与之前和随后的调查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为反“围剿”做了充分的准备。
坚持问题导向，“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东塘等处的调查正是紧紧围绕当时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最迫切的问题展开的，如土地如何公平分配，村乡两级苏维埃如何有效运转，农村阶级如何准确划分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巩固、红军的扩充和反“围剿”的成败。
1930年10月，红军和根据地蓬勃发展，而蒋介石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在严峻的形势下，土地革命是否彻底，直接关系到能否争取广大群众、能否扩充红军、能否克敌制胜。此时，毛泽东对土地分配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仍存有疑惑，如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好，还是以乡为单位好；对富农、中农等中间阶级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等。带着这些问题，他在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地进行了扎实调查。结果发现了一个严重偏差：赣西南地区虽有几十个县分配了土地，上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明明规定应以乡为单位分配，但“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正是通过这次调查，他摸清了土地分配的真实情况，为纠正偏差、完善土地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据。
除了土地分配，毛泽东还带着另一个重要问题而来：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究竟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他坦承，在此之前，自己对这些情况的“观念是模糊的”。通过实地走访、与基层干部和群众交谈，他逐渐摸清了村乡苏维埃的实际运作状态。调查中他还发现了“扩红”工作中的问题。《李家坊调查》中如实记录：“本乡先后共去了79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46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毛泽东没有回避这一现象，而是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被鼓动甚至勉强去当兵的人，未必有真正的战斗力。这一发现，为之后改进“扩红”方式、提高红军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提供了重要警示。
坚持实事求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同时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要真正做到“有发言权”，毛泽东认为，就是“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东塘等处的调查，正是践行这一原则的生动典范。
毛泽东深入东塘等地调查之际，正处于第一次反“围剿”的前夕。《东塘等处调查》短短三百余字的前言，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使形势再紧张，只要抓紧时间，也可以克服困难去做调查。1930年11月，毛泽东在行军转移途中，利用吃饭、休息和夜宿的间隙，在吉安的东塘、大桥、李家坊、西逸亭等地作了四次调查。在大桥村，因随身携带的纸张不够，他便用铅笔在烟盒纸上作完记录，史称“烟盒纸上的调查”。在《东塘等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其详实和具体的内容记录，对当地行政区划沿革、人口户数、阶级成分、土地分配状况、农业生产水平等都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统计和描述。
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一些地方出现了阶级划分不准的偏差。例如，有的地方将出身富农但实际已破产的农民仍按富农对待，有的地方对中农采取了过“左”的政策。这些偏差，正是脱离实际的结果。如何纠正这些偏差，他强调，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他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结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通过扎实的调查，他摸清了农村各阶级的真实状况，为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有效地纠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倾偏差。
坚持群众路线，“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倾听群众呼声、向群众学习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东塘等处调查》的每一个数据、每一条记录，都印证了这一真理。正是通过虚心向群众请教，毛泽东才得以掌握土地斗争中最真实的情况，纠正了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使党的主张与群众的需求真正融为一体。
在调查中，毛泽东每到一处，都亲自走访、开座谈会，与群众交朋友。在东塘村，他向农民详细了解当地的人口户数、阶级成分和各户的土地占有情况。农民们告诉他，村里多数贫雇农分到的田地不仅量少，而且多是远离村庄的瘦田、荒地，而富农和中农往往占据着近村的好田。这些来自田垄地头的真实声音，让他对土地分配中的不公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在大桥村调查时，他不仅关心土地问题，还细心观察群众的生产生活，察觉“做工和织布，是两个用以补足食用不够之大宗来源。现在布没有多少织了，工也没有多少做了。”他注意到，由于战乱和经济封锁，当地农民的传统副业大幅萎缩，生活日益艰难。这些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他更加坚定了必须通过土地革命和恢复生产来改善民生的决心。
在西逸亭调查时，毛泽东深入了解了群众对土地分配方式的真实态度。当地正在分田，有的以村为单位分，有的应上级要求准备改成以乡为单位分。他记录下群众的意见：“田多的村，要以村为单位；田少的村，要以乡为单位。”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这里清晰呈现：田多的村担心以乡为单位会拉低自己的份额，田少的村则希望通过更大的范围调剂获得更多土地。毛泽东没有简单判断谁对谁错，而是将这些来自基层的真实想法一一记录在案。这使他深刻认识到，土地分配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涉及各方利益的复杂课题，必须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兼顾各方利益。他还通过与基层苏维埃干部的交谈，了解到乡、村两级在政策执行中的实际困难和创造性做法，为后来调整和完善基层政权运行机制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作者单位：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