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上一名土生土长的基层调解员，大家习惯称呼我为“邵伯舅舅”。这个称呼，既是一份亲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这些年，我和同事们一道，结合地方特色探索“熟人治理”模式，成立了“邵伯舅舅调解工作室”，走街串巷调解家庭纠纷、邻里冲突、民生难事，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欣慰也有反思。
调解的底色是“抚心”
在邵伯，舅舅不是一般的亲戚。按老传统来说，舅舅是母亲家族的代表，分家产时要请舅舅主持公道，兄弟失和时要找舅舅评理裁决。这份独特的民俗基因，让我从担任调解员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乡亲们喊我一声“舅舅”，是把我当成了自家人。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生在邵伯、长在邵伯，每条巷子、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我大抵心中有数。调解矛盾，不能光讲大道理，更得摸清来龙去脉。就像处理家务事，知根知底，话才能说到关键处。调解时，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公平公正，站在双方的角度想问题，不偏不袒，才能真正解到心坎里。此外，我当过农民、跑过码头，大半辈子风风雨雨，积累了经验也攒下了人脉。调解时，既能贡献点智慧，也能帮大家对接资源，让化解矛盾既见实效也有温度。我深深感到，这些经历，是岁月和乡情共同赋予的，缺了哪一样，都成不了真正的“邵伯舅舅”。
去年那桩土地分红纠纷，便是最好的印证。李大爷和老伴儿在外打工几十年，回村看到别人拿分红，心里不平衡，闹着也要分一份。村里人说：“你们没二轮承包证，凭啥分？”老两口不服，跑到镇里上访。大爷气得手直抖，老太太在一旁直抹泪。我先把他们请进调解室，泡上热茶，耐心听他们诉苦。待情绪平复下来，我用本地人的底子跟他们唠：“1998年那会儿种田负担重，粮价低，抛荒的人不在少数，你们当年外出打工也是无奈之举”。接着，我又以自家人的身份劝道：“老哥老嫂，钱是小事，乡亲和气是大事。你们在村里住了大半辈子，为这点事伤了邻里情分，划不来。”最后，我找来村组干部一起核实情况，理清政策依据。老两口终于想通了，拉着我的手说：“舅舅，谢谢你没笑话我们。”那一刻，我心头一热，熟悉情况、有情有义、讲究方法，才能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我也愈发体会到，基层调解的本质，不是断案，而是抚心。
“拐弯抹角”里的调解智慧
大运河畔的老街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古镇大马头街巷人来商往，房屋主人为方便往来行人，在建房时特意将拐角砌成弧形转角，给行人留出更多通行空间。这份谦和礼让，与桐城“六尺巷”有异曲同工之处。去年，江都区委社会工作部结合这一历史文化底蕴，在全区推广“拐弯抹角”工作法，我深以为然，矛盾调解也要善于拐个弯，抹平针锋相对的“锐角”。
多年的调解经验告诉我：上善若水，以柔克刚。处理矛盾时，硬碰硬往往两败俱伤，懂得“拐个弯”，反倒柳暗花明。我年轻时在运河上跑过船，见过不少风浪，也悟出一个道理：风大的时候不能硬顶着干，得会借力，懂得绕个弯。这道理放在调解里，一样管用。
前些年，码头上两条渔船发生碰撞，两个船老大上岸后争得面红耳赤，差点动起手来。我赶到后，没急着评判谁对谁错，先把他俩拉到一边，泡上茶，讲起我当年在江心遇到大风浪，两条船互相搭着膀子才闯出鬼门关的老故事。我说：“咱们水上讨生活的，今天你碰了我，明天我碍了你，都是碗边碰锅沿的事儿。可真遇上大风大浪，能靠得住的，还是身边这条船。眼下这点磕碰，比起共过生死的水上情分，算个啥？”这番话，像给烧着的柴火堆浇了一盆凉水，火气下去了大半。待他们心平气和了，我再帮着核算维修工本、停船损失，又联系了相关人员帮忙厘清责任。最后，两边各让一步，握手言和，这就是“过来人”的土办法。不深奥，但接地气；靠的不是条文，是日子里熬出来的那点人情世故和通达智慧。
调解何某翻建院墙纠纷时，这“拐弯抹角”的智慧同样派上了用场。何某翻建祖宅，擅自加高院墙，妨碍邻居胡某家的交通和采光。本是和睦邻里，闹到险些动手。我主动介入，从“六尺巷”讲到邵伯老街“拐弯抹角”的故事，又帮他们回忆过去，胡家帮何家收过麦子，何家给胡家送过药。我说：“孩子们，别让一堵墙，筑起心里的墙！”最终，院墙拆了，两家和好如初。
“拐弯”拐出的是深入群众的柔性服务路径，“抹角”抹来的是问题化解的圆润治理艺术。它提醒我们，基层矛盾千头万绪，很多时候不能只讲法条、硬搬程序，得先用情感破冰、用乡情搭桥。这份智慧，不是书本里学来的，是古镇的风土人情教会我们的，是一代代乡邻的谦和礼让传承下来的。
力求“定分止争”最优解
这些年，我参与调解了300多起矛盾，98%都化解了。但说实话，不容易。有时面对激烈冲突，整宿睡不着，但我也悟透一个理儿：土办法暖心，法治才能定心。土办法和硬规矩，像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合在一起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孙大妈那桩债务纠纷，便是如此。她身患重病，等着欠款救命，对方却迟迟不肯还钱。光靠劝解讲情，动不了铁板一块的债务关系。我联系镇司法所，借助上级力量，多方协调公检法相关部门，几股力量拧成一股绳，又找到被执行人的亲属反复做工作，最终促成和解。孙大妈含着泪说：“舅舅，您救了我们一家！”那一刻，我更加坚定：做“邵伯舅舅”，不单单需要“一个人”的乡土智慧，更需要“一群人”的力量来支撑。
当然，调解路上也不全是一帆风顺。我至今心里还压着一件事。大概三年前，镇上两家企业因合同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涉及金额不小，法律关系复杂。我前前后后跑了十几趟，情也讲了，理也辩了，甚至请了镇里懂经济的干部一起帮忙看。可一到关键时候，两边就卡在法律条款和赔偿数字上，谁都不肯松口，最后冷冷地摆下一句：“舅舅，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这事，还是让法院判吧。”最终，调解止步于法庭门前。
这件事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里，让我想了很久。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传统调解模式的边界，当矛盾高度专业化、利益高度精确化时，我们以往行之有效的“乡土人情”与“个案智慧”，往往会在专业壁垒和制度缝隙前碰壁。这次经历让我明白，我们调解员不仅要努力做“法律明白人”，更重要的是，在日益复杂的基层治理中，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支撑体系？个人经验总有边界，但若能精准对接专业司法资源、持续获得法律后援、并形成制度性合力，才能真正依法“定分止争”，把矛盾化解清楚、化解明白。这份反思，让我对调解工作有了更深的敬畏。
说心里话，做好“邵伯舅舅”不容易，但我倍感自豪。作为一名基层社会工作者，我最大的体会是：用热心焐化坚冰、用慧心把准法理、用公心摆正天平，有党委政府做后盾，有法治力量来支撑，用好“拐弯抹角”工作法，就能把老百姓的家里事、身边事解得利落、解得痛快、解得百家服帖。基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家长里短的耐心倾听里，藏在法理情的反复掂量里，藏在每一次把“自家事”办成“明白事”的执着里。
（本文由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专职调解员、“邵伯舅舅”调解工作室负责人吕加宏口述，中共扬州市江都区委社会工作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