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1886年3月—1975年4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和法学家。他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人民司法思想，为中国的人民司法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群众路线：人民司法的根本工作方法
1949年，人民司法概念在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中首次确立。1950年，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这一论断划清了人民司法与旧司法的根本界限。
群众路线是人民司法的根本工作方法。早在1927年，董必武便牵头推动成立七里坪革命法庭，制定专项审判条例，惩治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司法为民的早期实践。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指出：“我们人民民主法制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和贯彻了群众路线。”在具体实践中，他大力倡导便利群众的司法方式。针对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地区文盲率高的实际情况，他要求，无论人民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均不得以不符合格式规定而拒绝受理案件。这一要求看似简单，却解决了无数普通百姓“告状无门”的困境。
他还推动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董必武说，人民陪审员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知识、道德观念带到法院里来运用。他要求“一审案件，除简单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外，都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判”，并明确反对以书记员充任合议庭成员。在推广巡回审判方面，据1955年董必武向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当时“县基层人民法院广泛地设立了巡回法庭，目前全国有三千八百多个”，在农村和城市街道“相当普遍地设立了调解委员会”，这些组织“在人民群众中吸收了成百万的积极分子参加国家的司法活动”。在法院设立问事处、接待室，畅通群众诉求渠道。董必武在司法改革中总结说，“过去我们主张的陪审制、巡回审判制度以及在法院设问事处、接待室等，都是人民所欢迎的”。董必武强调，政法工作如果不发动群众来参加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单单依靠我们政府机关的干部，工作是做不好的。只有将司法工作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才能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
程序正义：人民司法的制度基石
董必武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他将依法办事解读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当“有法可依”。“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他直接参与1954年宪法的制定，并领导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重要法律。另一方面应当“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不能因法制尚不完善，就不遵守法律规定，或去钻法律的空子。他特别指出，党员干部应自觉成为守法模范，“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在八大的讲话中，董必武的态度极为鲜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在“有法必依”的实践中，董必武尤为重视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在他看来，没有程序作保障，实体法再完备也落不到实处。
他将程序法形象地喻为办案的“操作规程”，指出：“工厂有操作规程，我们办案子也有操作规程，那就是诉讼程序。按照程序办事，可以使工作进行得更好、更合理、更科学，保证案子办得正确、合法、及时，否则就费事，甚至出差错。”针对当时不少法院“重实体轻程序”的通病，董必武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法院依法审判“不仅包括依实体法，也要依程序法”，“如果不经过一定的程序，就把案子判了，那么这个判决就是违法的”。
在程序法尚未制定的年代，他亲自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1955年，董必武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尚无程序法，程序法要立法机关制定，估计目前还不能实现。为了供给立法机关草拟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资料，首先应当把我们已实行和正在实行的诉讼程序提供出来。”在他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形成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等重要文件，为新中国司法程序制度奠基。这些文件不是凭空起草的，而是从大量实际审判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每一条程序规定背后都有具体的案件支撑。
提高审判质量：人民司法的实践归宿
案件质量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面对建国初期存在的错捕、错押、错判问题，董必武指出：“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判错了案就是对敌我关系和是非关系没闹清楚，就是政治问题。”这一论断体现了深厚的司法为民情怀。
董必武对错案的态度，不是停留在讲话中，而是落实在具体行动上。1955年1月，绥宁县人民法院错判“放蛊”案件报告摆到了董必武的案头——错判案件多达14件。经董必武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此事，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批示指出，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点放在改善作风上”。随后，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报告，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反对逼供信的审判作风，提倡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判作风”。
在案件审理的具体实践中，董必武还亲自纠正过一起婚姻错案。1952年，山西长治县一对青年男女因婚姻受阻，相约自杀，一人身亡，一人获救。当地法院将获救者定性为“反革命杀人”，判处死刑。案卷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董必武仔细审阅后认为，这是因封建包办婚姻引发的悲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应以反革命定性。他提笔写下八个字：“自羞自杀，无罪释放。”这八个字，不仅救了一条人命，更纠正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的错误倾向。
在董必武看来，司法工作的进步，“标准不是数字，而是是不是便利了老百姓，是不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保障和促进作用”。他要求司法人员真正根据事实，按照法律作出判决，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董必武将提高审判质量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司法公信力的根基所在。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