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江苏无锡人，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长征中，他长期坚守红军宣传思想工作一线，在艰苦卓绝的转战途中扛起舆论宣传与群众动员的重任，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立足战时宣传实际，坚守《红星》报宣传主阵地，持续刊发战地文稿、传递中央指令、解读党的方针政策。他深入行军沿线开展群众宣讲，广泛传播抗日救亡理念。他从红军战斗、生活情景以及军民关系中取材，创作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革命文艺作品，充分展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英勇形象与严明的革命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革命理想，不怕艰难险阻，严守纪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
擎报为旗：《红星》报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
长征途中，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开展抗日宣传、唤醒民众家国意识，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紧迫任务。陆定一在戎马倥偬的行军作战中，一边主持报刊舆论工作，一边深入一线开展群众动员，以笔墨为武器传递抗日救亡主张，凝聚起军民共赴国难的斗争意志。
遵义会议后，陆定一接替邓小平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当时红军原有的《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均已停刊，《红星》报成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唯一持续出版的中央级报纸，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报刊。当时编辑部只有三五个人，全部家当是两个铁箱子、一个手滚油印机、几块钢板和几支铁笔。陆定一一边行军一边组稿、写稿、设计版面、刻蜡版、油印。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8月，他们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随军转战撰稿、手刻蜡纸油印，出版了28期长征专号。每期七八百份，分发到每一个连队。它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带头为报纸撰稿。陆定一在报上发表大量文章，从分析战局到鼓舞士气，从总结战斗经验到宣传群众纪律。《红星》报在长征途中不断向红军将士和沿途群众传播抗日主张，为后来全面抗战的舆论动员埋下了伏笔。
1936年2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的命令后，各连队专门组建宣传队、配备宣传骨干，陆定一担任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做了大量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的工作。红军所到之处，陆定一带领指挥员、政工干部深入地方召开群众大会，写标语、演出、张贴布告，使抗日观念深入民心。3月，陆定一在红军东征至晋西的石楼城下时创作《红军东征歌》，给红军指战员们以极大的鼓舞，歌词中的“骇掉汉奸魂”“同胞齐欢迎”“抗日讨逆大家来”也是红军向全国抗日力量发起的再一次号召动员。
歌以咏志：“长征小调”激发红军的钢铁意志
长征中涌现诞生的红色歌谣，是红军战地宣传的宝贵精神载体。陆定一先后参与多部歌曲的创作，有的记录红军典型事迹、有的配合战术学习，被战士亲切地称为“长征小调”。这些歌曲以红军战斗、生活实际为创作土壤，结合传统的民歌民谣曲调，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在思想教育和实战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骑兵歌》。长征途中，红军第一次在西北高原遭遇国民党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因缺乏作战经验而损失惨重。1935年8月，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对敌人骑兵作战的指示》后，陆定一与李伯钊共同创作了《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这首歌刊发在《红星》报上，寓战术要领于歌曲之中，很快传遍红军各部队。曾任红一军团骑兵团团长的潘振武回忆，这首歌推广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阵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陆定一与贾拓夫根据长征的经历，以传统民歌《孟姜女》调创作《长征歌》。歌词采用“时间—地点—事件”的写法，记录红军长征中的重大战役与关键事件。其中，“无坚不摧是红军”“势如破竹谁敢当”等极富斗争色彩的歌词与“艰苦奋斗为那个，为了抗日救中国”“红军威名天下扬”等歌词塑造的光荣形象形成共鸣，既生动反映了红军的艰难处境，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彰显了党和红军把人民群众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根本立场，赋予《长征歌》以历史叙事和政治宣传的双重作用。
陆定一创作的“长征小调”，将战士的个人经历融入党和红军的集体叙事，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战士们通过传唱歌谣传播红军事迹，感受集体荣光，淬炼政治信仰。在长征胜利二十余年后，一些老红军在接受采访时还能完整吟唱十三段的《长征歌》。充分说明，文艺宣传工作只有扎根生活沃土，赓续优秀传统文化血脉，才能真正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
以情化人：《老山界》见证军民鱼水真情
陆定一的纪实散文《老山界》，记录了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高山时的亲身经历。老山界是“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山势陡峭，人迹罕至。陆定一写这篇散文，落笔处不是山有多险、路有多难，而是革命队伍在艰难时刻如何对待百姓、百姓又如何看待这支队伍。全文没有一句“军民团结”的口号，却让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都真切感受到那种跨越隔阂、患难与共的真情。不讲道理，只讲故事；不说教，只呈现，这正是陆定一宣传工作的可贵之处。
红军到达瑶山脚下时，路边有一间房子，住着一对瑶族母子。起初母子俩十分惊惶，不知道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陆定一坐下来，和那位母亲拉起了家常。他们谈到红军是什么队伍、为什么而战，谈到苛捐杂税给瑶民带来的沉重负担。陆定一记下了这位母亲说的话：“广西的苛捐杂税对瑶民特别重，广西军阀特别欺侮瑶民。”他们又谈到广西军阀禁止瑶民信仰自己的宗教、残杀瑶民，谈到她住在这里的生活情形。说到这些，那女人哭了起来。她后来说，哭是因为有人肯听她说那些没有人愿意听的话，红军不仅听了，还记了下来。临别时，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一点米，给红军煮粥充饥。
在翻越老山界时，红军必须夜间行军。天黑路险，火把是唯一的光源。瑶民家的房子和篱笆都是用枯竹编成的，红军战士在寻觅火把原料时，严格遵守“不准拆篱笆”的纪律要求。起初考虑到部队人多，光靠自觉不够，陆定一就和几个宣传员写了一些标语，用米汤贴在篱笆外面显眼的地方，告知沿途后续部队不准拆篱笆当火把。又询问瑶民老乡得知，前面山坳里有竹林，于是派人去砍竹备用。几十年后陆定一在《老山界》里写到这件事，语气平淡，作为一篇回忆性的文章，《老山界》仅写了一山一夜的行程，却能以小见大，洞悉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真情流露，成为中共党史中“军民关系”与“革命纪律”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