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作为长征的亲历者，同时也是长征故事的宣传员，通过多种方式讲述长征故事：他用“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著名论断为长征定性；通过集体创作《红军长征记》，汇集亲历者的集体记忆；通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将长征精神远播世界，至今仍给我们以启迪。
定性：确立“长征胜利”的政治论断
红军到达陕北后，人数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不到七千人，张国焘等散布“中央红军失败了”的论调，对官兵心理和战斗意志造成很大冲击。如何评价长征，成为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
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告中央红军长征结束。11月6日，漫天大雪中，毛泽东在甘泉县象鼻子湾向红军将士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他迎着风雪慷慨激昂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红军人数虽然少了，但“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
同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长征的意义作出了更加系统而深刻的评述。他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他细数长征的艰难历程——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播撒的种子在全中国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报告的最后，毛泽东以掷地有声的结论为长征定下总基调：“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一论断从根本上扭转了“长征失败”的悲观论调。长征胜利的定性，不仅是一个军事结论，更是一个政治宣言——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能力不容怀疑，宣告了中国革命的火种不仅没有熄灭，反而在烈火中淬炼得更加旺盛。正是这一“胜利”的定性，宣告了长征的胜利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更伟大时代的开端，为党和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共识。
记录：汇集亲历者集体记忆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在经济和军事上重重封锁，使得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中共领导人希望向国内外各界募捐，以缓解陕北的困难。组织长征亲历者撰写回忆、汇集他们的集体记忆，正是为此展开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场由亲历者共同参与的写史行动由此拉开帷幕，最终凝结成《红军长征记》这部记录红军长征最权威、可信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他与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发出征稿号召，向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诚挚邀约。征稿通知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通知一出，应者云集。短短两个月内，便征集到来稿200余篇、50多万字。董必武、李富春、王首道等长征亲历者，以质朴的文笔定格下长征路上的艰辛与荣光，后经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精心编辑，最终精选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于1937年2月底在延安结集编完，初定名为《二万五千里》，后在延安排版时，正式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忠实还原了红军转战十一省、跨越二万五千里的壮阔历程，成为记录红军长征最权威、最可信的第一手历史文献。《红军长征记》的问世，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更是一场自觉的写史行动。它是亲历者们用笔墨铸就的历史，为世界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壮举。
传播：向世界讲好长征故事
讲好长征故事，不仅要讲给红军将士听，更要讲给全中国、全世界听。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和污名化宣传，外界对我们党和红军知之甚少。长征胜利后，如何打破舆论封锁、向世界传递真实声音，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经过反复酝酿，党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海中共地下党员冯雪峰，他经鲁迅与宋庆龄联系后，转达了“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这一想法。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冲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北苏区，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毛泽东高度重视这次采访。他多次与斯诺彻夜长谈，讲述长征的经过，还欣然提笔写下《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在翻译吴亮平的帮助下，斯诺将该诗译成英文。这些谈话和诗作，成为《红星照耀中国》中关于长征叙述的核心素材。10月，斯诺离开陕北时，带走一打日记、笔记本和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其中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他用西方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将这段波澜壮阔的长征历史鲜活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首次出版，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几周内印行5次，销量过10万册，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传遍全世界。该书不仅第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让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充满活力、前景无限的政党，第一次知道了苦难的中国还有一支英勇战斗的工农红军，并刚刚进行过万里长征。它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长征故事走向世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新局面，为长征叙事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长征故事是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的重要组成，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从毛泽东讲好长征故事的实践中汲取智慧，继续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单位：陕西延安干部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