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党的其他领导人在求真务实方面也都堪称楷模。周恩来在大跃进后期到河北邯郸实地调查，发现明明存在着严重的饥荒，却无人敢说，他亲自找农民谈话，其中有位叫张二延的老农民不客气地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当时地委的一位同志在一边打圆场说：“张二延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却鼓励他把话说完，并于当晚就把张二延的话电告毛泽东，不久中央决定：解散农村食堂。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省长沙县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前来参加会议的人按事先统一的口径，都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加赞颂，这与他来湖南路上所看到的情况是天壤之别。刘少奇从桌边站起来，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给大家行了一个鞠躬礼，用地道的家乡话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之后，他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没有惊动当地干部和邻里乡亲，在儿时的房间里搭起临时床铺，用旧木桌当办公桌，请来老朋友说心里话，又拜访了许多乡亲，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他根据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中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办法，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转机。

　　邓小平是一位务实主义领导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为恢复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安徽、河南等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尝试——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但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邓小平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认为这些做法是合理的，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农业恢复问题时和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他两次提到“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直观地阐明“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应当实事求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这种务实的态度对后来党和国家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处于重大历史转折过程中，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当时全国范围的“求真”运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突出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要坚决制止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他主张从务实的立场出发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上，离开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他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邓小平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诸如“一国两制”构想以及“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等提法，都是他务实的思考和不断探索的成果。

　　继承前人而不墨守陈规，立足实践以求新的发展，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学态度。江泽民深刻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再三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大祸害，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他时刻提醒，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结合时代要求赋予求真务实以新的内涵，集中概括为“四求四务”，即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求真务实作风在继承中创新，不断被发扬光大，其精神实质一直没有改变。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任务十分艰巨，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势在必行。广大党员干部要实实在在地进行调查研究，求真理、讲真话、用真心、务实效、办实事、重实绩，把求真务实作为衡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标准，把求真务实的传统作风真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