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深刻理解这一观点，对于全面认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始终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对和平的不渝追求可以上溯至文明曙光初现、国家诞生之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和平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之一，和平思想的形成离不开深厚的地域环境、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基础。早在先秦时期，“和”就被赋予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和、百姓安乐的文化内涵，被纳入中国古代哲学基本范畴的“和”思想。“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写作“龢”，其本义是指不同粗细的管可以奏出协调相应的乐曲，后逐渐演化为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西周时期，“和”的观念已经进入政治领域，与现代“和平”的涵义基本相同。中国传统和平思想的初始语境诞生于中华文明滥觞之时。古代先民在治理天下时描绘出“九族既睦”“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展现了中华民族内对宗族、外对邻邦、和睦共生、协同互助的美好期盼和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和平思想在民族和国家层面上的重要体现。
中国古代不同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和”的内容。儒家有着深厚的和平文化传统，提倡“和”“仁”思想，尚和平、重仁爱。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主张大道无为、道法自然。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非攻”，体现了和平理念。兵家思想中也蕴含着和平元素，主张“不得已而用兵”“不战而屈人之兵”。诸子百家的和平思想点亮了人类和平思想史的璀璨星空，至今仍发人深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具有重要价值。“和而不同”思想最早见于《国语·郑语》中的“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因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而发扬光大。得益于这一理念，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多采用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态度，对文化多样性体现出接纳与推崇的伟大智慧。中华文明在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升华，并得以继承流传，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和”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远人不服，以文教化”是中华文明与异文化相处的准则。中华文明属于内生型文化，这种内生文化的根基使中国人更加重视精神凝聚力的意义。通过共享的文化价值凝聚人心，避免冲突对抗造成的消耗，才是壮大族群的有效手段。就治国而言，儒家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对于周边邦国，中国素有“宣德于外”的主张。对于关系并不融洽的相邻部落，切不可动辄诉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使之归附，正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除了“宣德于外”的民族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还推崇“厚往薄来”，即在对外交往中施予丰厚而纳受微薄。总之，推崇仁德、重视教化、经济利他，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与异文化、异民族相处的理念和准则。
“以武止戈，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中华文明对战争的原则性认知。“兵凶战危”“好战必亡”是古代中国对待战争的基本心态。“慎战”思想决定了中国人民对待战争的情感态度，决定了中国不会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在无法避免战争的时候，“文武兼备，以战止战”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共识。即便是以战为名的兵家，对战争的态度也十分谨慎，“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的最高追求。在战争前期，“不战而胜”的理念充分体现了战争不是目的而是寻求和平的手段；在战争时期，“弭兵车，平天下”是受到赞赏的仁德之举；在匡定天下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国人的进一步诉求。
“中”与“和”有机结合的中和之道，构成了中华和平文明的核心理念，儒家主张用“礼”这样一套行为规范，来维护政治伦理秩序，同时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精神落实到社会层面，为实现社会的长久和平提供了明确易行的行为准则。在礼乐文教的基础上，儒家将“和”的理念与“中”的理念紧密结合，发展出“中和”的新理念，并进一步表明了“致中和”的重要性。中庸思想是治国安邦的方法，也是实现和谐的方法论。实际上，不仅是儒家，诸子百家亦多推崇自为、调和、持中的“和合”思想。和合共生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体现，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这为我们解读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现实意义提供了深刻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内外交困，中国人民坚定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一方面，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传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1953年，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别国的粗暴挑战，中国积极自卫，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多次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的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主权和尊严。改革开放以后，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以和平方式成为新兴的全球性大国。步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秩序观的超越。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和平赤字”成为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放眼世界，以天下为己任，提出中国梦的伟大治国构想，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当代中国和平实践与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力量，共同应对人类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挑战”，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终极关怀。□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苏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