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但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宏观调控的复杂性明显上升，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既是稳住经济大盘的现实需要，也是破解深层次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部署，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要求的进一步落实，体现了以系统观念统筹用好政策工具和改革举措的明确方向。
以协同推动宏观经济治理范式重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这决定了我国宏观调控必须与体制机制改革相结合，推动形成更加有效的治理方式。
从经济运行规律看，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作用机理不同但目标一致。宏观政策通过财政、货币等手段实施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解决的是短期波动问题；改革通过优化制度安排、打通要素流动、激发市场活力，解决的是中长期发展动力问题。二者一个偏“托底”，一个重“造血”，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从实践来看，如果缺乏政策托底，改革往往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掣肘；反之如果缺乏改革跟进，政策效果则容易因制度约束和预期不足而递减。因此，推动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本质上是把需求管理与制度供给统一起来，形成稳定经济与增强动力相互促进的格局。
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长短结合。既要通过宏观政策稳住当前经济运行，也要通过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经济结构创造条件。二是供需互促。当前经济面临“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只有把扩大内需与优化供给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三是系统协同。宏观调控涉及财政、金融、产业、就业等多个领域，如果各自为政，容易出现“政策打架”的情况。只有强化统筹协调，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才能形成整体效能。
推动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的江苏实践
作为经济大省，江苏肩负着“挑大梁”的重任。近年来，江苏注重把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统筹起来推进，将宏观政策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支撑，把改革举措作为提升政策效能的重要抓手，在推动二者协同发力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宏观政策引导资源集聚，更需要改革破除传统要素配置的路径依赖。江苏在运用财政奖补、政府专项债等政策工具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纵深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在政策端，省级层面统筹设立“天使投资引导基金”，构建“投贷联动”的科技金融生态，撬动社会资本流向早期科技项目；在改革端，江苏同步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前瞻性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打破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转”的制度壁垒。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的深度协同，使江苏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稳居半壁江山。
建立收入与消费联动机制。面对需求不足问题，江苏没有停留在短期刺激上，而是把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结合起来。在政策层面，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激发大宗消费活力；在改革层面，着力打通废旧物资回收网络这个体制机制堵点，完善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同时，江苏将消费促进与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紧密结合，通过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等制度性供给，持续优化居民消费预期，使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稳定增长。
优化政策支持与制度环境。实体经济是江苏的看家本领，民营经济是生力军。江苏在落实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政策的同时，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在优化行政审批上，从“一网通办”向“一网好办”转变，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在破除隐性壁垒上，针对性出台制度措施，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通过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政策降低融资成本形成叠加效应，显著提升了经营主体活力。
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的实现路径
在新的发展阶段，提高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效能，关键在于从机制上打通政策与改革之间的堵点，使二者在实际运行中形成合力。
强化取向一致性评估。当前宏观调控体系涵盖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环保等多个领域，如果目标不一致，极易导致政策效应抵消。地方在出台经济政策、推进重大改革时，必须建立前置审查和跨部门会商机制，坚决杜绝“部门利益法制化”。要将各类政策及改革举措统一纳入取向一致性评估体系，特别是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等容易产生阵痛的领域，对可能产生收缩效应的政策果断调整，确保各类工具同向发力、形成乘数效应。
聚焦关键领域协同发力。要探索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差异化、精准化宏观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必须以改革的思维破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比如，围绕“耐心资本”的培育，既要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考核机制，拉长考核周期，又要通过制度创新打通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入市的堵点；围绕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要在国家统一制度框架下加快数据产权确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的先行先试，让政策资金真正顺畅流向具有颠覆性技术的创新领域和未来产业。
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当前，一些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政策在基层存在“落不细、落不深”的问题，主要症结还在于制度约束。必须以改革打通实体经济循环链条。比如，针对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只依靠货币政策加大投放，还要同步深化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和融资担保体系改革；针对民间投资意愿不足，要常态化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积极发展新型融资工具，完善特许经营权依法转让机制，用改革的“减法”降低制度性障碍，用政策的“加法”放大传导效应。
完善激励担当机制。当前一些基层干部对经济工作存在“多做多错”的顾虑，容易出现政策传导“中梗阻”、改革推进“打折扣”的情况。对此，必须把完善干部担当作为的激励保护机制作为一项重要改革来抓。要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对推进首创性改革、探索性政策中因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符合条件的要大胆容错、及时纠偏。要完善政商交往正负面清单，划清边界、规范行为，给干部吃下“定心丸”。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减轻干部顾虑、增强担当意愿，推动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在基层一线落地见效。□
（作者系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与林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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