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在都江堰漫步交谈时表示：“每次来到都江堰都能感受到先人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天人合一、治水利民的伟大，从中汲取到治国理政的智慧。”中华文明，是一部与水共生、治水兴邦的文明史。中国先贤很早就超越了单纯对水的自然崇拜，将治水活动置于天地自然的大系统与家国社会的大格局中审视，积淀出“天人合一”“人水和谐”“上善若水”等朴素而深邃的系统哲学，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都江堰是我国治水文明的典型代表和鲜活象征，集中体现了道法自然、动态平衡和善利天下的核心内涵。首先，相比较世界很多著名古迹和建筑，都江堰是顺应自然、造福千秋的民生工程。其“无坝引水”的设计理念，体现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鱼嘴分水堤利用岷江弯道的水流动力学原理，自然实现“四六分水”，飞沙堰则巧妙利用环流作用自动排除泥沙，宝瓶口测控一体巧妙控制进水量。这一系统不是通过强力改变河流本性，而是通过巧妙工程因势利导，使水的自然力量为我所用，达成人水和谐的境界。其次，都江堰工程最精妙之处在于动态平衡的自我调节能力。“深淘滩，低作堰”的六字诀，概括了维持系统长期稳定的关键。深淘滩确保河床有足够的过水能力，低作堰避免过度干预水流。这一智慧认识到，任何系统都需要在变化中寻求平衡，过度控制和掠夺反而会导致系统崩溃。最后，都江堰历代建设者都本着善利天下的初衷。工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体现了水利工程多方面多功能惠泽民生的价值追求。一代代治理者不懈努力，使都江堰成为跨越朝代、持续造福的公共工程典范。
中国治水历史表明，善治国者必先善治水。中华民族众多水利工程遗产，遵循“道法自然”的智慧实现避害兴利，其滋养的不仅是万里沃野，更是一个民族关于善治与长治的“海晏河清、时和岁丰”永恒理想。从大禹“疏导九河”的文化足迹，到舳舻千里的运河华章，水脉滋润锦绣天下贯穿中华文明始终。大禹治水疏导结合，其顺应水性的创新，隐喻着把握变革方向与疏解现实矛盾的治国之道。汉代贾让治河三策，其中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的思想，则体现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久久为功又留有余地的包容性发展智慧。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远传欧洲影响深远，与意大利熊三拔共著《泰西水法》融合东西方治水技术，将兴修水利提升至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是治水之道即是安邦定国、经世济民之道的伟大实践者。这些治水的思想穿越时空，在新时代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将水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代治水治国实践。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将治水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刻指出善治国者必善治水。“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十六字治水思路，正是对千年治水智慧的继承和发展。
“天人合一”整体观是“系统治理”的文化源泉。从长江大保护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当代中国不再孤立看待一条河、一片湖，而是将河湖治理置于整个生命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中加以呵护。古人强调治水需与治山、治林、治田相结合，今天则演进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因此，针对全球水治理中普遍存在要素割裂、利益冲突、协同困难等难题，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强调流域间、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治理的多元参与者是命运共同体，从而才能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协同推进污染治理、生态修复与产业转型。这彰显了治国理政中不可或缺的整体思维与源头治理智慧，超越了线性思维和末端治理的窠臼。
“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是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基础。这具体体现在治水的“节水优先”与“空间均衡”中。一方面，“因地制宜”确立了包容性发展的空间起点，承认并尊重不同区域在水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发展阶段与社会文化上的自然历史异质性。这绝非“一刀切”的同一化发展，而是首先赋予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水情”定义发展路径的权利与空间。水资源丰沛的江南水乡与干旱缺水的西北高原，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节水标准理应不同。“空间均衡”方针下的“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正是“因地制宜”原则的制度化实践准则。它通过设定与本地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发展上限，本质上是防止某些地区过度消耗而损害其他地区或整体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从而在源头上保障了不同区域基于自身条件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例如，对黄河流域水资源进行全域强制性约束，就是为了纠正历史上上游过度引水导致下游生态崩溃的“发展不包容”问题。另一方面，“顺势而为”指明了包容性发展的时间动态路径。“势”既指流域水循环和生态需水的客观规律，也指城镇化、人文水平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阶段。“顺势而为”要求治水方略必须顺应这些规律、趋势和阶段特征，具体策略应进行动态性、适应性和前瞻性调整，而非静态的、僵化的、守旧的。“节水优先”正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水安全严峻形势这一最大“时代趋势”的主动顺应。它推动全社会形成节水文明，引导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共同转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用水模式，确保中华民族当代人与后代人都能获得长久、公平、共享的发展机会。未来，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国家水网工程、转移支付和水权水价等现代化治理工具，中国水利成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
“治水利民”是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都江堰的伟大不仅在于工程本身，更在于它催生和依赖的社会组织方式，形成的“用水共同体”是世界历史上最早、最成功、永续发展的公共资源管理典范。李冰修建都江堰时，动员了数十万民工，这需要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建成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维护体系。历朝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官员和机构负责都江堰的维护，同时灌区百姓也形成了按受益田地面积出工出料的乡规民约。这种官民共治、责任共担的模式，使都江堰能够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发挥作用。这种基于共同利益和规则意识的社会协作，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新时代，水利建设、管理、运营中引入市场机制，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强化政府的监管与保护责任，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政府与市场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治理新格局，为破解复杂的水资源管理难题、广泛凝聚治水兴水社会合力，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制度动能。□
（作者系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水利部水利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苏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