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是事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越强，意味着这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越鲜明，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越强烈。当我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来讨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时，就必须赋予其世界性的视角或维度。
全面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离不开世界之维
马克思所言“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强调的正是民族视角和世界视角之间的相通性。从世界之维理解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将其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关系之中，并置于当代全球文明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中华文化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和其他文明、文化并存于世，既与这些文明、文化时刻展开互动与对话，也不可避免地与之存在分歧乃至争斗。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性及内生性才不断得以重新塑造、丰富与提升。
回看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重重，但吊诡的是其价值理念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主流。这既有近代以来西方长期居于人类文明中心位置的惯性使然，也与西方从整体上仍然掌握世界舆论话语权的现实相关。部分傲慢的西方人士堂而皇之地以文明自居，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那些并未选择西方式道路的文明斥之为“文明的对立面”甚至称其为“野蛮”。与此相应的，便是西方在思想、学术、话语等诸多层面仍然存在且当今中国也尚未完全摆脱的西方文化霸权问题。在世界层面探讨及阐明我们的文化、彰显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就不得不与西方文化上的霸权、话语上的主导权作坚决斗争。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千年历史淬炼，始终展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融合能力，其内在的世界性特质由来已久。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立足自身文化主体性，有效回应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交织的现实问题，为后发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中华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吸纳外来优秀思想资源，逐步积淀出兼具民族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文明品格。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中华文明凭借其源远深厚的主体性基石与胸怀天下的世界性视野，不仅有能力为自身发展提供智慧方案，亦可为当今世界共同应对挑战、迈向繁荣和谐贡献力量。
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历史大潮中重塑与发展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发展从来就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相联系的。近代以来，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也遭遇剧烈冲击。伴随武力入侵、经济掠夺、政治控制等手段，西方文化在中华大地散播，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面对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对自身展开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全面反思，体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到“变法图强”乃至“全盘西化”。虽然这些思想变革由于诸多原因最终走向失败，却彰显出仁人志士对于重建主体性的艰辛探索。
直到新文化运动提出“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华文化才彻底打破旧壳的束缚，并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发扬光大扫清障碍。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真理，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成为中国革命在文化领域的目标。从延安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到抗战时期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我们党着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逐步重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不但有效遏制和抵御了西方消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还进一步巩固和发扬了中华文化主体性。
回看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塑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变革的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我们曾有的文化自卑、文化依附源自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和野蛮入侵，而我们重新获得文化自主，则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以及我们在“两个结合”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不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赓续与创造性转化。由此，我们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质疑有了坚定的理论底气和价值立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正在以自身深厚的历史积淀、包容性与价值韧性，展现出独特的文明优势，必将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塑与人类文明形态的全新探索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为全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文化自古就有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也曾凭借“柔远人、怀诸侯”“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为世界贡献智慧。时过境迁，经过西方冲击，经由“两个结合”得以重建和新生，并因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而证成的中华文化正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积极贡献智慧和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经由“两个结合”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就主体性而言，这一文化形态一方面能够理性看待自身传统的优劣，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能主动反思、批判文化中的各类问题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在漫长历史的淬炼中，这一文化形态能够葆有极大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实现持续的、动态的创新发展。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等为基础建构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展现出更强的历史连续性、伦理整体性与文明包容性，体现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应对全球性风险、生态危机、价值撕裂等现代性问题上具有更强的解题能力。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及其世界意义的不断彰显，中华文化早已超越仅与文化形态相关的单一属性内涵，而是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文明秩序建构中的重要价值元素和结构性要素。被赋予现代性的中华文明，是一种能够引领当下全球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文明资源，有能力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也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
责任编辑：苏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