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来，电影《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以黑马之姿获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它们的成功并非偶然——在电影市场逐渐饱和、观众对套路化表达日渐免疫的当下，如何让电影作品真正打动人心，已成为创作者必须回应的命题。本期刊发一组笔谈，从叙事策略、创作理念等维度，对两部影片的成功路径进行系统讨论与分析。
让宏大记忆更具生活质感
朱怡淼
在华语电影近年的历史叙事中，影片《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分别以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存的底片、联结南洋与潮汕的侨批为叙事起点，为宏大记忆的影像转化提供了一条基于“物叙事”的路径。
刺点与档案：物质媒介作为记忆的触发器
在《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的叙事结构中，核心驱动力并非戏剧化的事件，而是作为“物”的旧照片与手写书信。它们既是叙事发生的导火索，也是历史确切“在场”的索引性证明。
《南京照相馆》中那些偶然留存的相片展现出屠戮的现场、仓皇的眼神等，不仅能给观者带来直接的情感刺痛，更是历史罪行的物质确证。与照片的空间性定格不同，《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书信呈现出时间流动的痕迹。该片中的侨批兼具书信与汇款凭证的双重属性，通过侨批的传递与解读，逐层揭露出人物命运与情感真相。
两部影片让物件在叙事的功能层与行为层同时发挥作用，使其成为宏大记忆的触发器。在功能层，物件以其自身的存毁、传递与揭秘持续驱动情节走向；在行为层，人物对物件的触摸、检视与修复过程本身被提升为叙事的重要段落。
时间的塑形：代际传递与创伤的延时认知
叙事最本质的功能在于对时间的“塑形”，即将散漫的物理时间编排为有意义的情节时间。两部影片均将叙事的闭合时间有意延宕，在亲历者的行动与后世的理解之间横亘漫长的时距，从而将个体创伤记忆转化为可以在代际间传递的集体认同。
《南京照相馆》中老金、阿昌等人以性命为代价完成对日本侵华罪证的保全。但这一行动的全部意义并未在他们身处的当下得到确认，而是指向1946年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那些传递出去的相片被作为呈堂证物呈现在观众面前，构成了叙事的外部闭合。《给阿嬷的情书》则将这种延时认知结构展现得更为完整。影片的叙事时间跨越七八十年，但关键信息的揭示被刻意延宕。这一时间策略的效果在于它让观众亲身体验“误解—发现—理解”的全过程，从而在情感上更深入地抵达对人物抉择的理解。
两部影片均描绘了“一代人的行动，另一代人的发现”这一代际结构。亲历者的行动是开启，后代的发现则是闭合，二者之间横亘着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但正是这段时距将个体的创伤记忆转化为集体的历史认同。
叙事焦点的下沉：以小见大的微观史叙事
传统历史叙事的叙述者常凌驾于历史之上，解释因果、赋予意义。而《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则将叙事主体限定于平凡百姓的所见所闻所感中，以个体命运为窗口，展现历史洪流中的人性光辉与生存困境。
《南京照相馆》的叙事视角几乎局限于照相馆内的有限空间，巷口日军的巡逻动向、藏匿底片的安全期限，始终笼罩在不确定的阴影之中。 《给阿嬷的情书》设置了当代与过往两条时间线索，以碎片化的方式渗透进叙事结构。观众需要像晓伟一样，通过拼凑碎片来逐步逼近真相。
两部影片将叙事权限从全知叙述者手中移交给普通人物的有限感知视角，使观众的情感认同从宏大抽象的“战争”“民族”“历史”等概念沉降下来，精准地投注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老金在恐惧中仍然推开暗房门，谢南枝在毫无义务的情况下接续了一个陌生人的承诺，这些选择不因其渺小而黯然失色，恰恰因为其具体而无法被任何宏大话语所稀释。
《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共同示范了微观史叙事如何在影像中落地。两部电影的成功表明，经由具体人物的伦理抉择与物质痕迹的触碰，公共记忆会更具生活质感。□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电影叙事要有“活人感”
李港生
“活人感”是近来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简单来说，有“活人感”就是你能感觉到屏幕里是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人，他（她）的喜怒哀乐能为人所感知共情。
电影创作，也需要这种“活人感”。一部电影只要是以人民群众为受众，那么在叙事视角上便不能脱离这个底色。《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风格迥异却又同时收获票房与口碑的电影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优秀电影作品如何以饱满的“活人感”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真诚叙事是打动观众的核心密码
当前，以新一代青年为主力的观影人群对电影的套路化“炫技”逐渐免疫，不合情理的反转、强行煽情的桥段、“霸道总裁”为代表的精英视角、生硬的规则说教、勉强的价值灌输，只会让他们产生疏离感。
《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出对侨乡情义的关切、对命运无常的接纳、对过往时代素颜式的描摹、对本地文化俚俗式的映射，体现了创作者用心讲好一个故事、讲最真挚情感的真诚，给观众带来久违的、被平等尊重的亲切感。同样，《南京照相馆》在沉重的历史题材下，展现的是那些为避难而躲进照相馆里的小人物，从“只求自保”的懦弱到为传递罪证不惜付出生命的勇敢蜕变。在这种视角下，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历史的主人。
真诚的电影叙事，不是用精英的眼光去审视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是以怜悯的姿态去扮演带着圣光的救赎者，而是真正俯下身来，平视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承认其价值与尊严。
观照情绪是贴近观众的关键路径
以情绪起伏为动力，可以让观众走进故事中，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南京照相馆》全程以压抑、恐惧、绝望到微光的情绪递进推动故事，南京城破后的慌乱、躲在照相馆的煎熬、互相扶持的温暖，层层情绪包裹着观众，让人仿佛置身那个黑暗年代，感受战争的残酷与普通人在绝境中爆发出的人性光辉。 《给阿嬷的情书》则精准捕捉到“思念”这一人类共通情感，通过阿嬷的视角，展现等待的煎熬、收信的喜悦、得知真相的沉重与最终的释怀。这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情感，让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强烈共鸣。
尤为难得的是，两部影片都没有从天而降身怀绝技的英雄出手，只有普通人基于自身“微力”的自救与互救，让观众在感动中也感受到作为普通人的力量，进而体悟到民族血脉中平凡人的互助与坚守，实现情感上的共鸣与升华。
由此可见，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电影，就要从普通人的故事中，挖掘出人民群众共通的情感内核。
扎根生活是优秀影片的创作源头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编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
《南京照相馆》的创作，始于导演申奥对《屠城血证》等历史和影像资料的深入研究，他不仅查阅大量文献，还通过走访南京老街区、采访幸存者，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南京的城市风貌与市民生活。《给阿嬷的情书》取材于“侨批”文物档案、老华侨口述、相关研究书籍小说等，创作思路源于导演蓝鸿春几年前走访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所拍摄积攒的丰富素材。
两部影片都善于打捞宏大叙事中被遗忘的个体记忆，这种对生活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让作品拥有了深厚的底蕴与生命力。 这些优秀电影作品的诞生充分印证了，只有走到人民中间、走向生活深处，作品才能更贴近人们的情感世界，迸发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讲观众喜欢的故事是好电影的共性
申 鹏
从《南京照相馆》到《给阿嬷的情书》，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优秀电影，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讲观众喜欢的故事，抒发人民群众可以共情的情绪，讲述人民群众可以理解的道理。想做群众的教员，先要做群众的学生。
《给阿嬷的情书》有着中式美学特有的克制，没有画蛇添足的故事，没有炫技浮夸的运镜，没有男女对立，没有过度发挥的演技，没有过多的角色特写强调情绪。它就这么静静地述说一封封侨批牵连着男主与两位女主角一生的故事，很多镜头也是静静地在旁边看着这一切的发生，留了很多空间给观众去感受。传统的文艺电影，往往展示的是一种“逃离”，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脱离群众，而这部电影，讲的反而是每个人和家国之间血脉相连、千秋不绝的牵绊。
即便是抗战和民族伤痛这样的宏大命题，《南京照相馆》也只是选择了南京城中几个普通小人物的视角，来看这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他们也趋利避害，也怕死，但他们身上依然充满了人性的闪光点。他们会为了身边的人拼尽一切和日军周旋，会为了女人和孩子牺牲自己活命的机会，会为了保存日军暴行的证据而一个个前赴后继。电影同样没有炫技，没有画蛇添足的冲突和反转，反而是冷静地推进，表现出侵略者的凶残、没有人性、贪得无厌、背信弃义。
我们以前看的很多所谓的“东方电影”，其实内核都不是东方的，而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是白人式的“东方主义”。因为它们所展现的是压抑、对抗、疯癫、激烈、歇斯底里的，是为了迎合殖民者的猎奇审美。但真正的中国文化不是这样的，我们温和、克制、平和、从容。
所谓“正能量”和“宏大叙事”，并不是空洞地说教，而是要讲好故事，描绘出有血有肉的角色，这样群众自然能够从故事和角色中得到“真理”。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应该少一些孤芳自赏，真正走到人民群众中。□
（作者系自媒体创作者）
责任编辑：于 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