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要有“活人感”

　　 “活人感”是近年来一个流行的网络用语，指言行、状态与气质都贴近真实普通人，不刻意、不呆板，自然、鲜活、有温度。简单来说，有“活人感”就是你能感觉到屏幕里是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人，他（她）的喜怒哀乐能为人所感知共情，不会给人一种精心设计、完美策划的“虚拟”印象。

　　电影创作，也需要这种“活人感”。电影是以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讲故事，通过影像、视角、模式来建立叙事与表达功能的艺术形式，其一个重要特点是与观众的主体审美发生互动。大明星、大制作、大特效、流水化剧情的“大片”容易盛行一时，但如果它们悬浮于生活之上、无法与观众的审美进行觉醒化的互动，就注定在一阵流量喧嚣之后什么也留不下。 

　　观众的主体审美会在一定时间段内深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但长久来说，来自现实、真情实感、内心共情是其不变的底色。一部电影只要是以人民群众为受众，那么在叙事视角上便不能脱离这个底色。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永恒的“活人”。 

　　《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风格迥异却又同时收获票房与口碑的电影作品，正是从真诚叙事、观照情绪、扎根生活三个维度，为我们展示了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优秀电影作品如何以饱满的“活人感”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时代在进步，观众的人文素养、经验阅历、批判能力也在同步提升。且不谈事实性、观念性的“硬伤”，就连影片逻辑上的毛病、价值上的偏离也会被观众敏锐地捕捉到。 

　　同时，以新一代青年为主力的观影人群对电影的套路化“炫技”也逐渐免疫，不合情理的反转、强行煽情的桥段、“霸道总裁”为代表的精英视角，只会让他们产生疏离感。 

　　此外，青年观众对文艺作品中的讽喻愈发敏感，对生硬的规则说教、勉强的价值灌输也格外抗拒。 

　　导演蓝鸿春说，《给阿嬷的情书》受到观众好评出乎他的意料。这个“出乎意料”本身就值得咂摸。 

　　影片表现出对侨乡情义的关切、对命运无常的接纳、对过往时代素颜式的描摹、对本地文化俚俗式的映射，体现了创作者用心讲好一个故事、讲最真挚情感的真诚。男女主角在返璞归真的情义、相思、守望下，让观众产生了被当作平等交流对象而受到尊重的久违的亲切感。这本是导演想给观众的东西，未曾想，观众回馈的热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同样，《南京照相馆》的观众也会发现，在沉重的历史题材下，自己看到的是那些为避难而躲进照相馆里的小人物，从“只求自保”的懦弱到为传递罪证不惜付出生命的勇敢蜕变。在这种视角下，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了历史和文化的主人。 

　　真诚的电影叙事，不是用精英俯视的眼光去审视普通人的生活，也不是以怜悯的姿态去扮演带着圣光的救赎者，而是真正俯下身来，平视每一个平凡的生命，承认其价值与尊严。 

　　“善启迪人心者，当因其所明而渐通之，毋强开其所闭”。我们当前的电影创作，真的需要多一些谦逊，不要认为自己比观众更高明、更深刻，而是要相信我们的文化自有健康的主体性、我们的群众自有健康的审美力、我们的人民自有影响历史的伟大力量。你以足够的真诚“投之以桃”，观众自然会以手上的票根“报之以李”。 　　

　　在现实生活压力加大的今天，观众走进影院寻求情绪价值的动机比以往更加明确。如果电影无法在叙事中精准捕捉或者激发观众的情绪，只自顾自地讲精心编排的“传奇”故事、宣泄主角特殊而“天眷”的情绪，很可能的后果就是观众越看越想逃离影院。 

　　《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这两部影片均打破传统“事件驱动”的叙事逻辑，而是以情绪起伏为动力，让观众成为故事的“参与者”。 

　　电影不仅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是“营造一种情绪氛围”，让观众在情绪的引导下走进故事中，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南京照相馆》没有复杂剧情，全程以压抑、恐惧、绝望到微光的情绪递进推动故事，南京城破后的慌乱、躲在照相馆的煎熬、互相扶持的温暖，层层情绪包裹着观众，让人仿佛置身那个黑暗年代，感受战争的残酷与普通人在绝境中爆发的人性光辉。 

　　《给阿嬷的情书》则精准捕捉到“思念”这一人类共通情绪，通过阿嬷的视角，展现等待的煎熬、收信的喜悦、得知真相的沉重与最终的释怀。这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情感，让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想起自己生命中牵挂的人，产生强烈共鸣。 

　　犹为难得的是，两部影片没有从天而降身怀绝技的英雄出手，只有普通人基于自身“微力”的自救与互救。照相馆老板用相机记录真相，邮差用身体掩护孩童，阿嬷用一生坚守亲情，南枝坚持寄送侨批养活两个家庭，这些普通人的微光，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国产优秀电影《流浪地球》中充满华夏文明特色的“饱和式救援”，让观众在感动中也感受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所在，进而感受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实现情绪上的共鸣与升华。 

　　由此可见，真正能打动人心的情绪，从来不是个体的“私人情绪”，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救赎之恩”。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电影，就要从普通人的故事中，挖掘出人民群众共通的情感内核，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观众都能在电影中找到情感的投射，让普通人成为电影故事的主角，也让观众成为情绪的主人。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脚下的泥土永远是创作者的根，人民生活是一切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是闭门造车编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走出来的。 

　　《南京照相馆》的创作，始于导演申奥对《屠城血证》等历史和影像资料的深入研究，他不仅查阅大量文献，还原历史细节，还通过走访南京老街区、采访幸存者，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南京的城市风貌与市民生活。 

　　《给阿嬷的情书》故事取材于“侨批”文物档案、老华侨口述、相关研究书籍小说等，创作思路源于导演蓝鸿春几年前拍摄走访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所调研积攒的丰富素材。影片中侨批的字迹、邮票，以及潮汕工夫茶、出花园等民俗，都是对生活的真实还原，让潮汕文化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两部影片都善于打捞宏大叙事中被遗忘的个体记忆。《给阿嬷的情书》让“侨批”这段尘封的华侨历史走进大众视野，《南京照相馆》填补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历史题材中普通市民视角叙事的空白，让普通人的故事被铭记、被看见。这种对生活的敬畏、对历史的尊重，让作品拥有了深厚的底蕴与生命力。 

　　这些优秀电影作品的诞生充分印证了，只有走到人民中间、走向生活深处，才能发现闪光的人物故事、获取创作的灵感激情，也只有沉浸在真实的人生经验和体验中，作品才能更贴近人们的情感世界，迸发出真正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南京照相馆》与《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在更深层次上诠释了电影创作为什么需要“活人感”，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活人感”——就是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真诚为底色，以情绪为桥梁，以生活为根基，跨越审美壁垒、走进人心深处。 

　　作为极其重要的文化阵地，电影不能被随意的“流量式创作”所渐渐侵蚀，更不能有意无意地迎合“西式大片”的评判模式，抛弃人民群众叙事主体性而导致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式微。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当代文艺创作，都担负着提升文化自信、塑造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任务，这应当成为包括电影工作者在内的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共识。 

　　从《南京照相馆》到《给阿嬷的情书》，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当前的文艺创作者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文艺创作者，正在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人民视角叙事主体性的又一次觉醒。扎根人民、贴近生活，用真诚的笔触讲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用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留住了观众、聚拢了人心，用实践证明“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立场。 

　　作者：李港生 

　　责任编辑：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