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笔谈·澄清对反腐败斗争的错误认识

　　 【编者按】腐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然而，“反腐败越反越多”“反腐阻碍经济发展”“管得太严挫伤干部积极性”等错误论调不时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本刊策划推出专题文章，约请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撰文，深入分析批驳这些错误观点。

　　穿透反腐“越反 越多”的认知迷雾 

　　王辉森 

　　近年来，“落马”通报频繁见诸网络，一些人心中疑惑也随之泛起：从严治党抓这么紧，为什么腐败问题还这么多？这种直觉也被加工成种种论调。这些论调看似各有来路，实则共享着一个未经反思的认知前提：把“被看见的腐败”等同于“实际发生的腐败”，把“清理存量”误读为“制造增量”。要穿透这层迷雾，关键是揭穿其方法论上的倒置与认识上的偏差。 

　　“越反越多”论在方法论上的第一个倒置，是以“曝光密度”冒充“发生密度”，用现象遮蔽本质。腐败作为一种历史性现象，其存量在相当长时期内沉潜于水面之下。过去并非没有腐败，而是发现能力有限、曝光渠道有限、监督覆盖有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巡视巡察、大数据筛查、穿透式审查等手段协同发力，过去藏匿于股权代持、虚假交易、影子公司里的问题被逐一翻拣出来，长期蛰伏的沉疴被挖了出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6年10月通报，今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0万件。这些数字之所以“扎眼”，不是因为腐败在加速滋生，而是因为反腐败能力在提升，监督“探照灯”的亮度和广度发生了质的跃升。用短时段的曝光密度去判断长时段的腐败走势，恰如用一场大扫除中扬起的灰尘，来断定房间原本有多脏——灰尘扬得越高，恰恰说明扫帚落得越深。 

　　第二个倒置，是混淆了原因与结果，把“治病”误读为“致病”。有一种论调鼓吹“权力扩张论”，将项目审批、资源分配、金融国企等领域腐败易发多发，曲解为政府权力过大，甚至把反腐败说成是强化权力。这完全颠倒了事实。腐败滋生，症结在于部分权力集中、监督制约缺位。金融、能源、招标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暴露的是权力运行不透明、不规范的病灶。反腐败的要义，在于规范约束权力，而非扩大权力。将反腐清障歪曲为设置壁垒，无异于把肿瘤归咎于手术刀，逻辑上根本不成立。反腐败与深化改革相辅相成：不清除附着在审批权、资源分配权上的寻租利益，改革成效就难以真正落地；不冲破既得利益格局，市场公平竞争就始终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门”。 

　　“越反越多”论调更深层的误区，在于其心理结构上“速胜论”与“悲观论”的内在同构。这类论调预设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把反腐败想象成外科手术，希冀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根除病灶。一旦高压态势持续、案件查处未见收窄，这种期待便极易转向另一个极端，滋生“腐败难以根治”的悲观情绪。两种倾向看似对立，根源却一脉相通：都忽视了腐败作为权力伴生物所具有的长期性、顽固性，都没有把反腐败看作是一个清存量、遏增量相互交织，治标与治本梯次推进的历史过程。党中央作出“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的重大判断。这一判断不是对反腐成效的否定，而是对腐败发生机理的深刻把握：存量是历史积累的沉疴，增量是滋生腐败的土壤条件尚未根除带来的，清理存量本身就会使增量暴露得更充分，而遏制增量又必须以清理存量所发现的制度漏洞为靶标。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这里的“彻底”，从来不意味着“毕其功于一役”的速决，而意味着不讳疾、不忌医、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决绝态度。讳疾忌医不会使病人更健康，敢于把病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刀一刀剜干净，才是真正彻底的治愈之道。如果反腐败工作因为害怕“数字难看”而放缓节奏、收窄曝光，那才是对腐败的实质性让步。恰恰是明知落马名单会拉长、明知会有“越反越多”的议论，仍然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才配得上“彻底”二字。“越反越多”的困惑，本质上是用“不彻底”的尺度去丈量“彻底”的事业，用短跑的速度感去评判一场持久战。□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32期中青年培训一班学员，扬州市城市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莫让“反腐妨碍发 展”论调混淆视听 

　　姚 洲 

　　这些年来，“反腐影响经济”“反腐妨碍发展”等错误观点在一定范围内引发议论。这类认识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集中体现为不适应环境变革的两类群体认知偏差。 

　　一种是腐败既得利益者故意搅局。近年来，工程招投标、土地出让、项目审批、资金拨付等领域乱象被深入整治，灰色利益通道一个个关闭。部分习惯走捷径、搞变通的市场主体利润空间收缩，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失去“经济来源”，便片面归因于“反腐太严、发展太难”。但无论是这些围猎者还是被围猎者，他们发出的杂音，本质都是畸形发展、非法逐利的旧路径被堵死后的怨言。 

　　另一种是少数庸懒干部借口推责。当前，纪律规矩更加严明、监督体系更加严密，过去随意决策、任性用权的空间彻底消失，混日子、躲清闲的避风港已然拆除。个别能力本领不强的干部，不懂经济、不懂发展，将乱作为、假作为后导致的后果推卸于反腐。少数担当精神不足的干部，出现“怕出错、怕担责、怕出事”躺平心态，把不作为、懒作为积累的问题归咎于反腐。事实上，从严反腐敲打约束的是胡乱作为的权力，保护的是敢作为、善作为的担当。所谓“妨碍发展论”，只是乱政怠政的借口和托词。 

　　毒瘤必是祸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是公平竞争、规则透明、秩序稳定，而腐败正是破坏经济发展根基的大毒瘤。第一，腐败扭曲市场规则。在腐败丛生的环境中，资源配置不靠效率靠关系，市场竞争不靠实力靠勾兑。不少落马贪腐干部利用职权垄断行业资源、干预市场竞争，帮助关联企业低价拿地、违规承揽工程、规避监管处罚，守法经营企业反而成本高、门槛多、竞争难。长此以往，将直接打击实体经济信心、压制创新动力。第二，腐败扼杀发展潜力。腐败本质是权力寻租、利益输送，会大幅增加企业隐性成本、交易成本、合规成本。腐败问题高发的区域，往往市场投资意愿低迷、外来资本不敢落地、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第三，腐败催生风险隐患。金融、国企、基建、民生领域的腐败，往往伴随着巨额国有资产流失、项目烂尾、债务高企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查处的重大腐败案件，有不少查处对象特别是“一把手”，普遍存在“一人腐败、一片遭殃、一域受损”的连锁效应，对经济发展造成长期性、深层次伤害。 

　　清障方能行远。新时代发展实绩证明，反腐败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的正向关系。一方面，反腐破除权力壁垒，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反腐败斗争，坚决清理行政审批、执法监管、市场准入中的权力寻租、吃拿卡要、设卡刁难等问题，才能使权力运行更规范、市场竞争更公平、发展环境更透明。另一方面，反腐重塑政商关系，激发市场活力。反腐斩断畸形官商利益链条，构建起新型政商关系。企业不用再耗费巨额成本用于人情应酬、关系维护，能够集中资金、精力投入技术研发、产品升级、扩大再生产。 

　　反腐败从来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决整治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的是干事创业的正能量，阻止的是将不法利益掺杂其中、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有害经济行为”。要是把腐败作为发展的“润滑剂”，无异于饮鸩止渴，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严重隐患。必须坚决驳斥错误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32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员、江苏省国金投资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 

　　不可把严格管理当成不作为的借口 

　　曹 阳 

　　当下有这样一种论调：全面从严治党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对干部要求太严、管得太死，导致干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如不干”。这种谬论并不新鲜，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要求对此“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时至今日，这种谬论在少数干部中仍有市场，说明思想上的正本清源亟待加强。 

　　这种谬论为什么至今仍未绝迹？有的干部认识错位，把“约束”当成“束缚”，习惯了过去那种边界模糊、弹性较大的履职环境，有的甚至把吃请应酬、“打擦边球”视作所谓的“干事创业的必要条件”。如今规矩立起来了、笼子扎紧了，便觉得“手脚被捆住了”。其实被捆住的，从来不是干事的“手脚”，而是谋私的“黑手”。有的干部顾虑重重，怕出错、怕担责，宁可不做、不可做错，一遇矛盾就绕、一有风险就躲，这丢掉的恰恰是从政本分。“洗碗越多、摔碗越多”，表面看是“怕”，骨子里是“私”，把个人仕途的“安全系数”看得比党和人民事业还重。极少数人动机不纯、别有用心，把反腐同干部积极性对立起来，制造“该松一松、缓一缓”的舆论，说到底是为“下不为例”找说辞、为“浑水摸鱼”留空间。此类舆论以偏概全、反复渲染，让一些干部产生“干得越多、风险越大”的错觉，便“顺势躺平”、把“不干”当成了“不错”。认识上的偏差一旦变成行动上的退缩，误的是发展、冷的是民心、损的是公信。 

　　这种谬论错误的逻辑根源在哪里？首先，它颠倒了因果。真正挫伤积极性的不是反腐败，而是腐败本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回望那些政治生态一度恶化的地区，权力被寻租、机会被垄断、干事者被逆淘汰——谁还愿意埋头苦干？这才是导致干部不作为、不担当的真正病根。说到底，反腐败是治病救人的利刃。把切除病灶的“手术刀”说成制造伤口的“夺命刀”，是非彻底颠倒。干部的积极性如果要靠放松约束、满足私利来激发，那就害莫大焉。 

　　其次，它混淆了概念。纪律既是“戒尺”，更是“防护栏”。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界线清楚了，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一目了然，干部才能真正放手去干；界线含糊了，看似自由，实则处处是“雷区”，处处瞻前顾后、“一步一掂量”，那才是最大的不自由。所谓的“要求太严、管得太死”，恰恰是管住了本就不该干的事，而真正该干的事，纪律从来没有挡过道。 

　　再次，它偏离了立场。“不干”的实质是为官不为，更是政治担当的退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管理干部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冲锋在前、干事担事，是干部的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多干多错、不如不干”看上去是所谓的“干事创业的审慎”，根子上是把个人得失摆在了党和人民事业前面，把组织的严格要求当作不作为的挡箭牌。这不再是认识上的偏差，而是立场上的动摇、党性上的短板、政治上的退却。 

　　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规矩既是“紧箍咒”，也是“护身符”。严管就是厚爱，不是跟干部过不去，而是为了让干部行得稳、走得远。从干部角度看，应当把严的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在监督下放手工作、在约束下积极作为。从组织角度看，应当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22期中青年培训二班学员，江苏省信用增进公司总经理、江苏省金融青联常委） 

　　反腐败斗争的本质不容歪曲 

　　徐保钰 

　　近年来，反腐败斗争成效有目共睹，但却依然有一种错误观点：反腐败不过是“权力斗争”，是打压对手的政治手段。持这种想法的人，习惯套用西方政治剧和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叙事框架，认为执政党内部不可能存在真正的自我净化，任何大规模反腐必然另有目的。这种论调与我们党开展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格格不入。 

　　反对腐败，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使党与腐败水火不容。无论在筚路蓝缕的艰苦岁月，还是在繁荣发展的和平时期，我们党清除腐败、守护初心的立场一以贯之，自我革命的勇气从未衰减。把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反腐败斗争曲解为“权力斗争”，就看不懂我们党自我净化的决心，看不见我们党自我完善的气魄。 

　　在当今中国，反腐败靠制度运行，有规有据，绝非随心所欲。查处任何一名干部，都不是冲着“人”去，而是冲着“事”来——看他有没有违纪违法。评判的标尺，是白纸黑字的党纪国法。案件办理也是严格依照法定流程推进，重事实、重证据，依法保障被审查调查人的申辩权、申诉权，每一个被查处对象，都是因为查实的违纪违法问题落马，而不是因为亲疏远近、立场分歧获罪。可以说，谁触碰红线，谁就要付出代价。 

　　“权力斗争”错误论调站不住脚的地方，还在于它无法解释反腐的覆盖面。从身居高位的“大老虎”到啃食民生的“小苍蝇”，从在职官员到退休人员，执纪执法一视同仁、没有禁区、没有例外。至于“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更不是什么“派系清洗”的证据。腐败分子为自保而编织利益网络、拉帮结伙，是腐败行为的固有规律；查处一个核心人物，顺藤摸瓜牵出利益链条上的其他人，是办案深化的自然结果。把这种“腐败生态的连带暴露”曲解为“权力斗争”，是倒果为因。 

　　最为关键的是，反腐败深得民心、惠及群众，这是“权力斗争”论者无法解释的现实。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对惩腐拍手称快。这些年，民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一路走高，这是“权力斗争”解释不了的。谁在为民除害，谁在谋取私利，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秤。反腐查办的每一起案件、追回的每一笔赃款、补上的每一个制度漏洞，最终受益的都是普通百姓。把一场全民拥护的正义之战说成“权力斗争”，是对人民判断力的轻慢。 

　　说到底，反腐败的底色是公，不是私；反腐败的动力是制度，不是个人；反腐败的标尺是纪律和法律，不是亲疏远近。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是从一次次铁面无私的查处中来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是从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中来的。那些错误论调，挡不住全面从严治党的脚步，更动摇不了人民对清朗政治生态的期盼。□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12期中青年干部培训三班学员，燕舞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苏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