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庚申年上元夜，暮色刚刚漫过高邮古城，运河水汽与街巷灯火相融相织，汪曾祺就在这片水韵悠长、文脉绵长的土地上出生了。从水乡稚子到文坛大家，他一生植根江淮文脉，承续古典与现代文学双重精髓，以温润笔墨破局立境，开辟出淡远清雅、烟火可亲的文学新途。他既守得住传统根脉，又赋予传统以当代生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独异而坚实的印记。汪曾祺的文字，如水般清润，如灯般温亮，将古典意境、乡土人情与人间烟火熔于一炉，让中国文学在激越之外，多了一份从容、温润与诗意，更让汉语文学重新找回了独属于东方的审美气韵与精神品格。
高邮文脉里的精神底色
高邮自古为江淮文化枢纽，风雅赓续不绝。北宋苏轼、秦观、孙觉、王巩雅集文游台，传下“四贤聚会”佳话，这座高台也成为高邮文脉的精神标识。少年汪曾祺常登临凭眺，先贤流韵悄然入心。秦观婉约清丽、意在言外的词风，成为其最早审美启蒙；苏轼旷达疏朗的襟怀，化作文字里的从容气度。日后写人状物轻婉含蓄、意境悠远，正是少游词风的现代回响，亦是古典文脉的自然延续。《徙》《鉴赏家》中对文人风骨与清雅格调的坚守，皆源自这片土地千年文气滋养。
高邮文脉不只在书斋雅集，更扎根市井烟火与朴学传统。清代训诂大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治学谨严，使汪曾祺自幼懂得文字庄重与分寸，养成锤炼语言的自觉；明代散曲家王磐的通俗清朗，则让他深知文学可近人间、可入烟火。渔舟唱晚、茶馆评话、街巷吆喝与先贤文韵相融，使其文字兼具文人清雅与民间质朴，雅俗共生、气韵天成。
高邮是水做的城。大运河萦城而过，高邮湖碧波万顷，赋予汪曾祺温润平和的气质，更将地域文化熔铸为与生俱来的文学基因。水的流动、包容与沉静，化作他笔下最动人底色，成为贯穿一生创作的精神原乡。他坦言：“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高邮之水不激不厉，化作笔墨里的明净绵长，《受戒》《大淖记事》的灵秀柔和，《端午的鸭蛋》《胡同文化》的平和心态，皆离不开水的浸润滋养。水，是他的创作意象，更是人生哲学与文学灵魂。
古典文学的现代转化
汪曾祺的创作始终扎根中国文学古典根脉，承续古典抒情传统、性灵风骨与语言智慧，将唐诗宋词意境、明清小品雅致、传统文论审美化入现代白话，完成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他熟读古典诗文，深谙传统美学精髓，却不泥古复古，以现代视角激活古典，让传统文心在当代落地生根。
他深得古典抒情之旨，摒弃激烈冲突与宏大叙事，于平淡处见真情、细微处显意境，与古典“意在言外”的审美追求一脉相承。《受戒》如水墨小品清雅淡远，《大淖记事》写人性美好坚韧而无刻意煽情，正是婉约词境的白话新生。《岁寒三友》中人物的坚守与风骨，为古典士人精神的现代写照。他接续晚明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崇尚自然本真、不事雕琢，写高邮鸭蛋白描传神，写市井人物形神毕肖；《葡萄月令》《昆明的雨》平淡见深情，尽显明清小品风神。
语言上，他承续“文约而意丰”的古典智慧，以简驭繁、白描传神。文字浅白干净，却千锤百炼，兼具文言凝练与白话生动，洗尽铅华、自成高格。他强调语言之美在节奏而非辞藻，其语言不欧化、不晦涩，承接《世说新语》简约与诗词韵律，形成独树一帜的“汪氏语言”，成为当代汉语文学典范。
现代抒情乡土的文脉赓续
汪曾祺是古典文脉继承者，更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接续者与守夜人。他师承沈从文，亲近废名等京派作家的传统，唤醒五四之后渐被中断的抒情乡土脉络，在偏重思想与叙事的年代守住文学的温情与诗意，填补了一段重要的文学传承空白。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之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以诗意笔触书写乡土人情美、人性美，形成抒情小说脉络，后被宏大叙事遮蔽。作为沈从文嫡传弟子，汪曾祺重拾京派“优美、健康、自然”的审美追求，将湘西诗意乡土延伸至高邮烟火人间，书写小人物善良尊严与生活温厚明亮。相较沈从文的淡淡忧伤，他更添人间烟火与平和通透，始终坚守书写人性本真、传递人间温情。《鉴赏家》《晚饭花集》中的市井人物朴素有风骨，正是对京派抒情乡土文学的深化发展。
在文坛普遍追逐宏大叙事的年代，他不随波逐流，不妥协趋附，坚持散文化抒情写法，让现代抒情乡土文脉得以接续。他以创作证明：文学既可承载时代使命，亦可书写日常之美；既可直面现实，亦可留存温情诗意。这不仅是文风的延续，更是文学精神的坚守，让现代文学的多元传统得以完整传承。他的出现，让被中断的抒情传统重新连接，让当代文学在思想深度之外，重拾了审美温度与人性光辉。
淡远烟火里的文学新境
汪曾祺的文学价值，不只在于守成传承，更在于突破开创。他打破传统文体窠臼，重构当代文学审美范式，以“汪氏风格”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全新路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开启了寻根文学、里下河文学，乃至新大众文艺的新河。他曾自题“但开风气不为师”，一语道尽自己的文学襟怀与开创之功。他以温润之笔，为当代文学打开了一扇通往日常、通往烟火、通往人心的大门。
开创散文化小说新体式。《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徙》等作品无跌宕剧情、无尖锐矛盾，叙事从容如流水，以日常片段连缀成篇，将小说的叙事性与散文的抒情性完美融合。这种“去情节化”“重意境化”的写法，彻底解放了小说形式，让小说回归审美本体，为后世创作打开广阔空间，成为当代小说文体创新的重要源头。他重塑当代文学审美，打通雅俗边界，开创“淡远清雅、烟火共生”的新范式。写市井生活不低俗，写文人雅致不晦涩，将寻常衣食住行、人间烟火气写出诗意与温度。他写萝卜、写豆腐、写喝茶、写赶集，皆成文章；他写市井匠人、写民间艺人、写普通百姓，皆有温情。“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他笔下成为文学审美的新追求。他让文坛真正意识到：平凡生活中藏着最深的诗意，小人物身上有着最真的美好。他以一己之力扭转了当代文学的审美取向，让文学从高高在上的庙堂，重新回到人间大地，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与心灵之中。
重新定义现代汉语的文学美感。摒弃浮华辞藻与晦涩表达，回归汉语本真，以白描为主要手法，用最简洁的文字传递最丰沛的情感。语言节奏舒缓、分寸得当，既有口语的鲜活灵动，又有文言的凝练含蓄，读来平淡自然，却余味无穷。他曾在《小说笔谈》中强调：“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这一风格深刻影响阿城、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推动当代文学挣脱欧化句式束缚，回归汉语原生韵味，找回中国文学独有的语言气韵与精神格调。他的语言，不仅是叙事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对象，是汉语文学在当代最珍贵的财富之一。
（作者系扬州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伟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