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是近年来媒体、学界、地方和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大命题。当前，人文经济学研究主要有三个视角：一是将人文经济学理解为“人文的经济学”，打破西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尝试在“理性人”基础上提出“文化人”“社会人”或“行动人”假设，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补充和修正；二是人文经济学的“人本”视角，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集中于探讨人文经济学和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三是侧重于探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文化繁荣需要经济的坚实支撑，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深层动力。
人文经济学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当前，人文经济学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应用广泛、场景多元、样态丰富等特点，面对新趋势新问题，人文经济学研究应在已有基础上紧扣实践、聚焦核心，持续拓展深度和广度，探索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规律，持续推动人文经济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从着眼抽象的文化概念到聚焦具体的文化要素
经济生产满足人的物质需求，是生活世界的基础；文化发展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是意义世界的基础，二者共同驱动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经典问题，在人文经济学研究中，文化和经济的作用机理、内在逻辑是核心问题，也是难点所在。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边界模糊的概念，涵盖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多个维度。相较而言，经济概念是具体、可量化、可比较的，而文化概念则更为抽象、难以精准把握。
因此，阐释文化和经济的深层关系，就需要在文献梳理、概念辨析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具体分析文化要素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比如，近些年，地方政府不遗余力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在完善法规体系、政务服务标准化、包容审慎监管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也要关注信任、关系网络等文化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形成社会网络，促进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高信任社会能催生大规模、现代化的企业，低信任社会则难以形成大规模私营经济组织。实践中，不同区域的营商环境差异较大，可以分析同样的法律法规背景下文化因素的差异，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对策，从根本上提升和改善营商环境。
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必须紧扣发展中的真问题，对文化概念进行解构和操作化处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提出新概念、形成新理论，逐步构建更有解释力的人文经济理论体系。
从关注宏观发展到关注微观主体行动
“经济”“文化”“人”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元素，其中前两者是宏观层次，第三者是微观层次。进一步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要打破宏观和微观的二元结构，既关注经济发展的“人本”目标、文化与文明形态、经济活动中人文嵌入等宏观命题，也要在研究对象方面向下穿透，聚焦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关注作为微观主体的个体和经济组织的行动取向和行为决策。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对前者的关注较多，后者则涉及较少。
聚焦微观的意义在于，“人文”“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系统，只有被个人或群体充分感知、理解、运用，才能影响其具体的经济决策与行为，最终影响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创新不会凭空产生，需要由文化奠定坚实基础。人们是否愿意以极大的热情去探索未知领域，“不确定性规避”这个观念在其中具有显著影响，如果对风险的容忍度高，就更愿意突破传统的职业路径，尝试创新性活动，反之，则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职业。可以通过研究分析地区间“不确定性规避”的差异，影响“不确定性规避”的因素，在实践层面引导形成更为敢于冒险、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
再比如，提振消费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从人文经济视角研究消费，既要关注文化层面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价值观对居民储蓄、消费行为的影响，也要深度挖掘产品蕴含的人文效用。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兴起的注重体验感、情绪价值的新型消费模式，在研究中要结合人文、文化因素对消费行为给出更充分的解释，将文化存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从而激发文化消费的内生动力。
从总结实践经验到赋能实践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献词中提到“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深刻阐明了文化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作用。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的递进发展过程中，文化会逐步从被动、隐性的社会背景与制约因素，转变为主动、显性的经济增长主导力量。随着我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知识、创意、文化等软要素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文经济对实践的推动作用更加凸显。
以人文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既要重视学理层面的研究，也要扎根发展实践，总结普遍规律，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苏州、杭州等城市人文经济走在前，是已有研究重点关注的典型样本。相关研究不仅挖掘了苏州发展过程中人文要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苏州崇文重教的人文精神、古雅质朴的人文资源、品质优雅的人文生活对经济发展、产业创新、商业环境的影响和形塑，还总结了杭州20多年来围绕人文经济所做的探索实践。此外，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江苏人文经济案例等先后发布，充分展现了地方人文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要注意的是，当前研究仍然存在理论解释力不足、实践引领力有限等问题，现实中有的地区文化资源丰厚但经济社会发展却相对落后，有的城市历史文化匮乏经济增长却走在前列，呈现出“经济—文化”的发展悖论。
进一步推进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一方面要紧扣区域发展。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优势等众多影响区域发展的变量中，厘清人文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作用，探讨某种有形的、无形的文化以及历史文化、当代文化等具体的文化要素如何渗透到经济发展过程，剖析人文要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寻找到普遍规律和共性逻辑，用更具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指导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发展，强化人文经济学理论的实践转化力。另一方面，要紧扣产业发展。近几年，文化主题公园、特色文化街区等广受欢迎，商业产品中的文化元素受到追捧，如李宁服装中的“仙鹤”元素、故宫口红、花西子的浮雕设计等被青年消费者喜爱，充分彰显了人文的独特魅力。因此，要将更多人文元素和价值符号融入产业发展，把传统文化、历史人文故事、独特审美等融入产品设计、品牌打造过程，进一步提升经济活动的文化附加值。
（作者系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孙秋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