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之下，亚太地区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作为亚太地区最主要合作平台之一，APEC发挥作用的场域也面临越来越显著的挑战。中国高度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重要地位，“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更是写进了国家“十五五”规划中。2026年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国年，峰会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展现了亚太国家秉持合作初心、夯实地区共同体根基的愿景追求。因此，在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中，旨在凝聚合作共识、推动区域稳定与发展的APEC，肩负着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再次凝聚力量”，将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通过弘扬亚太共同体精神、形成共识，能动性推动创新APEC发展，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之路。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 图片来源:APEC网站
构筑亚太共同体精神
“执大象，天下往。”真正具有普遍吸引力与规范正当性的价值理念，才能汇聚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亚太地区的形势演变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持重的稳定器角色共同展现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一系列地区合作价值取向，并建构出亚太共同体精神的基本架构，包括和平发展、求同存异、文明交融互鉴、真正多边主义与命运共同体愿景等。
守正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理念，这既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立足于当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大势，更是亚太地区保持长期稳定的价值根基。从历史经验看，亚太地区能够在冷战结束后保持总体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对和平发展路径拥有基本共识。从理念内涵看，和平发展不只是为了避免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从地区实践看，亚太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实践经验。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APEC长期倡导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通过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共享数字红利转型、促进可持续与包容发展，成为强化亚太地区国家经济联系的重要平台。
坚持求同存异原则。“求同存异”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理念，为亚太地区国家在制度多样化的背景下开展区域合作提供了经验方法。在亚太视阈下，“求同”可以理解为各国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共同诉求。历史上，亚太多数国家都曾经历过战争冲击，因此大多不愿看到本地区陷入大国冲突或军事对抗之中。而“存异”则强调相互包容，尊重差异。亚太各国在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上差异明显，如果以意识形态划线或以阵营对抗为合作前提，地区秩序将难以维系。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实践中，协商一致精神可以说是“求同存异”原则最鲜明的表现之一，例如“东盟方式”强调通过持续对话推进共识。协商一致同样是“APEC方式”的关键特征，强调通过磋商与对话推动共识，以论坛承诺与政策协调作为主要合作方式，而非依赖强制性的法律协定，从而弱化制度安排的对抗性。在这一框架下，各成员能够以较为平等的方式参与到区域事务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力推文明交融互鉴。亚太共同体精神的构建，离不开人文层面的文明交融。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文明类型最为多样的区域之一，不同国家在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文明多样性一方面为地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容易在认知层面产生误解与隔阂。如何防范认知偏差演化为文化对立，成为亚太地区必须正视的重要问题。由于人们的认知不仅来自现实互动，还深受话语叙事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等叙事在亚太地区死灰复燃，将中国崛起与安全风险挂钩，塑造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预期，进而影响其政策判断，对地区安全互动与稳定造成外溢效应。因此，亚太地区国家在推进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既要保持文化自信，也需警惕外部话语对区域认知环境的干扰。基于此，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试图从理念上超越文明冲突的叙事逻辑，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提供了重要指引，也为亚太地区在多样性中凝聚共同体精神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亚太共同体精神的构建，也需要制度层面的坚实支撑，通过规则与机制为区域合作提供稳定框架，成为重塑亚太地区合作逻辑的重要路径之一。“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以平等协商为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相互尊重中实现合作共赢。但是，近年来，美国的单边“退群”行为不仅削弱了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治理效能，也打破了亚太地区依托多边规则开展合作的稳定预期，增加了区域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与权威性的多边平台，在协调国家关系与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要想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关键在于推动国际关系理念与实践方式的转型，尤其需要认清并摒弃那些披着“多边”外衣、实则背离多边精神的“伪多边”做法。真正多边主义所倡导的开放包容、协商共治、合作共赢，已成为全球与区域合作的主流选择。而以阵营化、同盟对抗为特征的伪多边主义，根植于权力竞争逻辑，难以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支撑。从深层来看，践行真正多边主义，本质上是通过APEC等平台推动区域合作规范与价值基础的重构，核心在于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制度共识对冲权力博弈。
秉持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亚太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区域合作不断深化的目标指向，也是凝聚亚太共同体精神的集中体现。区域合作不仅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现实选择，也从经验层面证明了其作为国际体系演进重要方向的内在合理性。亚太地区在推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以APEC等为代表的弹性多边机制，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政策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经济与安全联系不断强化，区域联动性显著提升。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波动等跨国性挑战，单一国家已难以独立应对，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框架成为必然选择。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从全球治理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辅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实践路径加以推进。亚太地区在全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日益成为这一理念的重要承载空间，并在区域层面不断转化为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进程。
让共同体精神真正落地
习近平主席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必须“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共同体精神的培育更需要依靠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务实的政策举措来推进。在亚太区域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如何让共同体精神从理念共识真正落地为实践行动，已成为深化区域合作的关键，这对2026年APEC框架下的中国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需要与各APEC成员一道从区域秩序构建、治理机制完善、利益联结强化、认知共识凝聚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切实推动亚太共同体精神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并嵌入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
构建开放包容的亚太秩序观，明确从周边到区域的合作发展方向。在竞争与动荡加剧的大变局年代，亚太各国想要推动亚太共同体精神从理念走向实践，首先需要构建稳定且可预期的区域秩序与国家交往准则。鉴于地区在文明类型、发展阶段与制度模式上的异质性，深化周边外交、保障对话合作渠道持续畅通，成为亚太国家积累互信的现实路径。
完善争端管控与解决机制，提升区域安全问题治理能力。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呈现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再次明确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并围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构建安全共同体等内容做出更为系统的阐释，更加聚焦全球安全治理赤字，为亚太地区提供了更具普适性的行动框架，以应对分歧管控和风险防范的现实需求。
拓展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夯实亚太共同体建设根基。区域合作理念与制度倡议想要真正落地，离不开具体的产业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将抽象的共同体精神转化为可感知、可共享的发展成果。稳固而持续的经济合作基础，是亚太共同体精神落地的重要前提。亚太地区国家虽经济联系紧密，但其区域内部仍然面临产业链分布不均、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等结构性问题。加之，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和全球供应链重构趋势加剧，区域合作正面临新的不确定性。立足全球发展倡议的精神，切实助推互联互通、产业协同与机制合作拓展互利共赢路径，推动亚太地区合作由单一经贸往来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联结演进，成为夯实亚太共同体建设根基的重要环节。
推动民心相通有效举措，筑牢共同体社会基础。亚太共同体建设的行稳致远需要通过持续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在区域社会中塑造价值共识。在亚太地区文明类型多元、历史记忆复杂、发展阶段不一的背景下，推动民心相通既是减少误解、增进互信的重要途径，也是夯实共同体社会基础的关键环节。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人文交流面临新的现实挑战。随着国际政治竞争向社会文化领域延伸，原本用于增信释疑、缓和矛盾的交流机制逐渐被政治化，其正常功能受到冲击。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从区域推向全球，在APEC框架下，可以积极推动各国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并倡议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亚洲旅游促进计划等具体项目，不断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平台与载体。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亚太共同体精神的形成发展与亚太共同体建构的行稳致远，需要价值理念的引领，需要制度与实践的协同，更需要社会基础的培育。中国聚焦区域秩序构建、安全治理机制完善、利益融合路径拓展与民心相通机制培育等关键环节，在理念倡导与实践探索上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推进路径，为亚太地区在多样性中实现合作共赢提供了重要支撑。只有在理念引领与实践路径相互支撑的基础上，不断强化制度保障与社会基础，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地区环境中逐步完善APEC框架，形成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区域合作新格局，并在其中进一步展现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稳定器、推动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多元角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